摘要：內容提要：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文學批評的觀念方法和姿態在豐富話語實踐的同時也在推動著當代文學批評成為一個對象化的研究客體????????
內容提要：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文學批評的觀念方法和姿態在豐富話語實踐的同時也在推動著當代文學批評成為一個對象化的研究客體?????????????????????????????。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存在著諸如批評主體身份限度、文學批評“理想狀態”的問題視域；文學批評在被不斷反思過程中也在探詢著自身文體的自覺和精神性，并在此基礎上重塑當代文學批評的主體性?????????????????????????????。
關鍵詞：當代文學批評 限度 自覺 文體 精神性
當代文學批評的存在本身是和“當代”這一歷史范疇的概念分不開的?????????????????????????????。有學者認為，“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數十年間，專以文學為對象的‘職業批評家’，也幾乎沒有。文壇上有一個專以文學為對象的‘職業批評家’群體是1949年后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的產物。”①“當代”超出了一個單純意義的時間劃分，被不斷豐富和衍生的“當代性”所推演，在這過程中所重構的價值法則、想象方式往往因為獲取了顯在或隱性的區別于此前時期的歷史特征而成為觀照現實的一把規尺。但是應該承認，時段的切分并不能割裂開某種觀念的內部延續，因而王彬彬以1949年作為裁斷“職業批評家”產生與否的節點顯然是建立在一個“當代”的政治、文化機制前提之下的言說。
從當代文學批評自身來看，文學批評對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建構起著關鍵性作用。“十七年”的“紅色經典”，文學批評對創作有著一個前置“規訓”效應，作家及其創作也正是在文學批評的導向下不斷“學習文件精神”“時時刻刻想念著怎樣才能遵照指示”②，或是處于版本修改變動之中。文學批評和“當代文學體制一體化”的進程是同構的，它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越出了文學自身嬗變的內部話語，成為一時期政治策略的詮釋和注腳。新時期的當代文學批評也同樣扮演著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導向作用，備受矚目的批評家對文學現場的反應常常對后來的文學史起到牽引作用。③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在集體反思“文論失語”“批評缺席”的1990年代語境之下，嘗試重新樹立對文壇乃至文化界熱點事件的“制造”和應對能力，文學批評試圖回歸到“當代文學前沿”的軌道當中來。
從當代文學學科來看，“由批評而學術”的強調促進當代文學批評的多元化發展以及自身學科屬性的提升。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更為細化的是文學批評與史料的關聯、文學批評與理論資源的闡釋問題、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書寫的問題等。這些話語相關性使得近年來的當代文學批評的闡釋不斷趨向學理化的路徑，同時當代文學批評也得以逐步審視和清理自身內部話語的“蕪雜”狀態，諸如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的話語互用、學院批評與媒介批評的分歧、批評的語言文體問題等。而這些反思的深入使得當代文學批評形成了一種“準學科”的狀態，這和當代文學學科自身學術性的構建有著重要關聯。
同時，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內部也在建構著自身闡述有效性的多元化格局。新世紀文學批評在當代文學史和文學經典的再度闡釋上不無用力，這體現了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所具備的歷史關切維度；新世紀文學批評不斷突破文學話語本身，在更為宏觀的文化視角當中尋求闡述歷史和當下的多重可能性，政治、思想、文化等諸多話語資源逐漸成為批判性話語被激活的通道和鑰匙。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在駁雜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之中嘗試著多元的內在建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的豐贍同樣需要自身進入復雜的文學現場清理時是否具備有效性來進行驗證，而這也是當代文學批評必然要經歷的歷史化過程。
一、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批評的
限度和問題視域
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盡管在外部語境和內部建構上變得愈發多元，文學批評趨向學術化的學科意識不斷凸顯；但是當代文學批評仍然在新世紀以來面對著諸多話語闡述的限度。文學批評的“不及物”、批評亂象、批評的圈子化類別化等現象仍然存在，類似于“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④的學界呼聲不絕于耳。當代文學批評的限度一方面和當代文學的價值重估這一整體的公共語境分不開。歷史表明，文學主體地位受到社會普遍關注的歷史時期，文學批評也同樣處在良性發展的結構網之中，比如1928年前后“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處于社會論爭的熱潮，針對作家和創作的階級立場問題的文學批評則形成了一股“作家作品論”的批評熱。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經歷了“盛”/“衰”論的不同社會辯駁的聲音，而文學批評恰恰是處在詰難、辯證的話語交鋒的中心，每一場論爭的影響都和當代文學批評有著直接的關聯。⑤
當代文學批評限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和文學體制機制有關。不管是學院批評還是媒體批評亦或作家批評，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被不斷切分的批評版圖所描述。而這批評版圖劃分的深層動因和文學批評的多元化發展固然有關，同時也應該看到，這和文學機制的新世紀轉變分不開。全媒體時代的文學消費和接受方式在發生深刻的變動，權威的文學評獎機制在作家作品的影響指數考量上不斷趨向量化，文學理論研討的學院化和作家作品推出的媒體化。處在變動之中的新世紀文學批評受到多種外在因素的影響如何“守正”，如何“創新”這不是僅憑單個批評家可以完成的，也恰恰是在這樣的現實挑戰語境之中，審視當代文學批評自身的限度，闡述限度當中存在的問題視域，對當代文學批評的反思才有可能具備現實有效性。
（一）批評家自我身份的反思和批評職業化的問題
“批評家”一詞并非產自文學批評，早初的“批評”也并非限定于作家作品、文學現象。而近年來，大量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學者在從事專業性的文學史研究的同時也在兼及當下文學批評，“文學批評家”這一“名頭”稱號才越來越廣泛的出現在相關文學評論者的簡介當中。實際上，當代文學批評家是否已經成為一個經典化的稱謂？至少在學界還是存在爭議的。
如前文引述王彬彬對“職業批評家”的觀點，王彬彬認為職業批評家有其存在的社會語境，同樣也有其消失的現實因素。這當中其實涉及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批評家自我身份的反思。
文化文學的批評在變得職業化的同時，批評家則面對著更大的自我價值和立場的困境。尹鴻在《批評的職業化趨勢——從“資本”本位向消費者本位的轉變》一文中認為，“職業批評將以市場為支撐成為未來電影批評的一種走向。而批評者將面臨學術傳統和市場機制的雙重壓力，以自己的方式尋求批評定位。而我們最多能夠堅守的就是盡力在主流與邊緣、霸權與對抗、精英與大眾、市場與學院之間維持一種多樣化、多層面化的精神文化空間，因為我仍然相信多樣化始終是文化乃至所有人類活動的活力的源泉。”⑥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導向，電影、大眾文化的批評職業化是顯見的，當代文學批評在通過或參與到全媒體語境的方式來形成“影響因子”時也在自覺或不自覺的受到“職業”規則的引導。尹鴻對批評職業化語境下的電影批評定位對當代文學批評來說同樣具有觀照意義。“學術傳統和市場機制的雙重壓力”在當代文學批評這里首先是文學研究學術化、學科化和當代文學批評自身的“依附性”，或者說“不成體系”之間的沖突，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吁求顯然蓋過“批評化”的聲音。其次是當代文學批評自身版圖的不斷重組和外部公共語境的影響。媒體批評引導下的“酷評”“求疵的批評”曾一度占據著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位置，不可否認批評的多元化得益于外部媒介的參與，但是也應該看到當代文學批評正是缺乏一個較為穩定的話語結構，而成為廣義的批評的試驗場。在這樣的語境之中，當代文學的價值重估和文學批評的自我定位一道變得更為復雜和難以澄明。
當代文學批評是否存在“職業批評家”？這是一個需要回答但是又難以做出簡單判斷的設問。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文學批評是批評者和作家作品以及時代的對話，這當中對話的有效與否不僅僅在于作家創作的水準，也取決于批評者自身的經驗、知識和情感的儲備。吳亮在回顧其文學批評的開端時這樣說，“對馬克思的東西國內的出版社是不會刪節的，我就直接看他們的全集，有好幾十本，我早期的評論中有很明顯的社會歷史分析的色彩，也許與這種閱讀經驗有關。”⑦批評者自身的閱讀經驗和認知方式決定了他所從事的文學批評的品相和質地。實際上，這當中有一個潛在的前提，即批評者能否對一部作品一位作家某種文學現象進行發言，這并不在于批評的存在與否的本質化討論，而在于某種對話能否搭建和通暢的基礎之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批評的限度恰恰來自于批評自身的內在規約。
王彬彬曾表明，“如果批評家意味著以文學批評為業，我確實從不認為自己是什么批評家?????????????????????????????。”“‘純粹’的文學批評家將越來越少，更多的人則只將文學作為自己的關注對象之一，他同時還對文學以外的現象發表看法。”⑧“職業批評家”在王彬彬看來是不具備歷史和現實條件的，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傳統范式對批評家有著很高的要求，歷史的眼光、睿智的判斷和詩性的才氣是基礎和前提，而當下的文學批評更像是被割裂的單一作家作品的讀解和附和。類似的當代文學批評家自我身份的反思實際上重審了文學批評的本質內蘊，同時也延伸了當代文學批評的學理性外延，對文學批評話語的反思具有參照意義。
“職業批評家”的身份反思同時還帶出了當代文學批評職業化的這一問題。“文學批評的職業化和文學批評的全部學院化可能會導致相同性質的后果，那就是使文學聲音變得單純而簡單，更嚴重的也許會使文學聲音變得整齊而霸道，文學產生之初，那種并不偉大的、崇高的，甚至卑瑣的、并不純粹的主體性想法，可能一下子被強勢的批評話語席卷而去，文學剩下的就只有孤零零的‘經典’支架，和曖昧的意義長廊。”⑨牛學智將文學批評的職業化和全部學院化作為闡述的兩個極端，并將“強勢話語”的建立視為對多元批評話語的剝奪和統一。實際上，在當下的現實語境之中，文學批評的“霸權話語”正在轉變成對文學經典化的訴求，而這一訴求已經變得個體而多元。換言之，文學批評的職業化聲音在和學院化的文學研究發生著對話，如何塑造和構建起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闡釋已經在一個泛學科的視野中進行討論。我們不可忽視當代文學批評的多元化路徑，但是回歸到文學批評本義，探詢當代文學批評對文學歷史化的建構性，也許是突破文學批評自身限度的一種有效嘗試。
（二）當代文學批評的“理想狀態”存在與否的闡釋問題
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在面臨著諸多公共性闡釋話語的同時也在探詢自身內在構建的“理想狀態”。當代文學批評是否存在一種合乎語境的“理想狀態”？或者說某種“理想狀態”存在的理論前提是否得到合理性的闡述？類似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對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進行價值闡釋的重要維度。而這一“理想狀態”的參考系首先是建立在和古典文學批評、現代文學批評以及西方批評范式的多重觀照之中，從文藝理論與批評的整體闡釋話語中進行理論知識的獲取和確證。而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在方法論上也不斷從傳統和西方的闡釋路徑當中汲取養分。對以上文學批評的理論知識和方法論的闡述被劃分到文藝學研究的框架之中，可是一旦回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現實語境之中時以上理論和方法的普遍性又往往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具體論述。因而當代文學批評的“理想狀態”是和當代文學學科性質和學科化的現狀分不開的；同時這一“理想狀態”對文學批評內在精神性、主體性的強調決定了其能否可以超越現實話語困境以及當代文學批評限度的重要因素。
當代文學批評的限度和其自身“理想狀態”觀照下的問題視域是同一話語闡釋的不同面向，但是二者都強調現實語境下的當代文學批評的整體性癥候。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在不斷向學院化發生傾斜，“由批評而學術”的聲音在糾正文學研究“過于批評化”所存在的問題，同時在對當代文學批評進行價值重估的多元反思中，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料研究的互動、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的關聯乃至當代文學批評自身的學科化的構建，這些諸多面向的問題不斷形構起當代文學批評闡釋的話語場域，并不斷與復雜多元的文學批評現實語境和批評路徑發生對話。也正是在這些問題的闡釋過程中，當代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價值得到了凸顯。
但是，文學批評的“理想狀態”是否產生于強調學科化的研究機制？以及學術化是否會形成對文學批評的限制并架空了其自身獨立性，形成當代文學批評新的“價值空洞”？
對這一問題反思的聲音其實存在。朱壽桐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層次與理想狀態相差甚遠。這種不理想的情形一方面由批評家自身的素質所決定；另一方面，也與文學研究界對文學批評本質屬性的認知不夠清晰有關。當人們沒有打起足夠的精神從文體特征和學術品質上厘清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人們就不可能對文學的學術研究及其規范性有足夠的重視，同樣，也不可能對文學批評的應有素質和特征作出清晰的認知與準確的把握。”⑩朱壽桐強調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之間的區隔，將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的獨立性區分開來。張冀則提出，“文學史眼光是考量當下文學批評是否具有學理性的核心指標。我注意到目前學界的一個特殊現象，但凡是現代文學研究出身的專家學者，轉向或部分轉向當代文學批評時，文學史眼光是標準配置，批評文字中都明顯存在文學史的框架背景。”唐偉認為，“如果說學院批評真到了令人反思的地步，那么，遭文學理論綁架、被文學史劫持，則恐怕是學院批評的最大弊病。一般而言，被文學史意向劫持的文學批評，不像幫閑的商業批評或幫忙的人情批評因其直接的功利目的赤裸上陣。這種看似名正言順的批評，因其貌似正當的學術動機而多少顯得有那么些隱蔽，它常常尋求一種史的建構而將批評的深度置于次要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到，當代文學批評在強調學理性的同時也面對著來自整體的當代文學學科的壓力，而所謂“理想狀態”的探詢又不得不對當代文學批評內部以及總體的學科外延進行觀照。文學批評在不斷受到學術化的學科整合；也在尋求著文學批評的本質性價值形態，可以說，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所面對的“二難”處境某種意義上也使得話語闡述時的不確定性增加，當代文學批評也必將要經歷自身話語反思和清理的過程，并真正地逾越因不確切性所造成的批評游離及其限度。
二、當代文學批評語體風格的凸顯
和文體的自覺
（一）當代文學批評文體意識的凸顯
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是近年來談論得比較頻繁的話題，當代文學批評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思和關注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2017年8月，《文藝爭鳴》雜志社主辦了“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學術研討會，相關話題的展開后在《文藝爭鳴》2018年第1期以“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專輯的形式呈現。應該說這一話題的關注仍在持續之中，觀點的對話在進行中，而具體能對當代文學批評實踐產生如何的影響也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受到批評家的關注，這和當代文學發展自身分不開。1980年代，文學的形式、文體等是備受關注而后不斷被更新、闡釋的重要文學現象。“純文學”的概念在這一時期被策略性的用來表征“去政治化”的文學書寫本身。“先鋒文學”的實驗性為當代文學的形式意味和表意方式進行了重新“編碼”，并把假設的“當代性”語境置放于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之中來考量。西方的現代主義隨之進入中國，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文本自身的意義得以不斷凸顯，“可讀性文本”不斷向“可寫性文本”傾斜，于是任何一位讀者、批評家都有可能成為文本的“作者”，參與到一個無底限的文本再生成之中。在這個意義上說，不僅文學形式（包括不同寫作者之間的語言、知識、經驗、情感等的差異）要面對著固化、解固，文本和批評之間也始終處于一個非持續性的斷裂關系網之中。1990年代，陳曉明在《表意的焦慮》一書中，對“先鋒文學”進行了歷史性的“裁決”，在“文化潰敗”的現實語境之中，“先鋒文學”已經失去了表意的結構性能力。實際上，1990年代的文學歷史也表明，先鋒文學對形式的實驗已經在當代文學批評的闡釋話語之中走向潛在，當代文學的“向內轉”隨著現實主義的重新整合轉向了外部歷史和現實的書寫。
正是當代文學對自身形式的關注，使得當代文學批評在不斷被客體化的歷史語境之中重述主體性。從文學發展的內在要素看，文體、風格的強調和文學創作、文學現象、思潮的產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如上文所述的“先鋒文學”一樣，實際上，1990年代文學進入所謂的“無名”時代，正是文學書寫從趨近的文體風格走向多元、大眾化的表達所致。文學批評在面對變化密度和振幅雙重加劇的文學現實時，知識和理論的儲備成為了掣肘所在。可以理解，文學批評在面對這一復雜語境時不得不復原或者說“退踞”到1980年代對形式主體自身的言說構建上來。因而，我們所責難的當代文學批評“不及物”的問題出現了。當代文學一方面造成了批評的“失語”，這種對文學批評免疫力的“侵襲”使得當代文學批評始終處于外在質疑和自我批判的處境之中；但是，另一方面，當代文學提供了文學批評自身主體性重建的可能，表現在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批評對自身精神性和文體意識的關注自覺。
從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上來說，研究學術性的加強也促使了當代文學批評對自身文體意識的關注，其中“學院派”的興起起了關鍵的作用。“學院派”或者“學院批評”最早是由謝冕在1990年代提出的，這和1980年代以來不斷完善的大學專業設置以及研究體系的建立分不開?????????????????????????????。“學院派”講究專業研究的學術性，具體到當代文學研究當中則體現在強調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以治史的研究理路治當代文學史。同時，“學院派”的當代文學研究往往強調站在當代文學學科建制的高度，注重以文化文學理論對當代文學的闡釋，和現代文學、古代文學乃至西方文學尋求某種獨立性的對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判轉而注重自身的文體特征，從整體的學科語境來看，和當代文學研究日益學術化、學科化的大背景是有關聯的，文體意識的自覺也是當代文學批評不斷走向自我反思、成熟的表征。但是，更深層的因素恰恰在于“學院派”“學院批評”的反向作用。蒂博代曾針對現實當中普遍存在的“新聞記者的批評”，提出“教授的批評”，在蒂博代這里，“教授的批評”以更為注重問題導向，強調知識性和立場的批評而撥正前者常常出現的隨意性、片面性和趨眾化的問題。而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學院批評”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對不同批評范式的整合意味，它自身帶著強烈的學科“命令”。也正是在這種語境下，延續于1980年代甚至于現代文學的“作家的批評”（“作家兼批評家”的文學批評）以及來自“民間”輿論的“酷評”、媒體批評等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甚至于從被接受的效果來看，這類所謂“體制”外的批評的聲音產生比“學院批評”更大的反響。直到2017年“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學術研討會的相關討論的系統深入，可以看到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并不是潛在的話題，它既是文學批評風格、批評話語的存在形式，也是當代文學批評主體性構建乃至于當代文學學科化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討論和多元化發展
談過以上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文體意識的存在之由，重新回到何為“文體”上來，對探討這一問題不無觀照性。文體即風格，從廣義上來說，包括表達的方法、語言特點、經驗傳達的方式，在文本當中所能呈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文學景觀都可以謂之為“文體”。文體本身就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指稱，文學創作的文體到文學批評的文體，從本質上來說都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化的形態。因而，關于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論爭，實質上也是文體這一開放屬性的延伸，不存在絕對規定性的文學批評范式，而有可能存在的是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南帆指出，“批評家沒有理由拒絕社會學、哲學、心理學或者法學協助文學的解讀，但是，這個事實不該顛倒過來——文學不能因此僅僅成為社會學、哲學、心理學或者法學的例證。”當代文學批評很難限定在單純的文本闡釋當中，文學批評文體意識的強調可以為本質化的文學性背書，但是真正的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常常是不得不和歷史現實發生對話。
文學批評的文體也存在自身的時代性。溫儒敏在談論茅盾的文學批評文體時就注重從批評文體的時代特質上進行考察，“當今人們對這種以階級分析為骨干的批評方法可能有些反感，這主要因為多年來在‘左傾’政治思潮之中已經吃夠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所導致的斗爭擴大化的苦頭。然而在二三十年代那種社會急劇變動的歷史氛圍中，當階級斗爭、政治斗爭仍然作為社會活動中心的時候，這種階級分析的批評是很能適應時代、滿足社會閱讀心態的。階級分析方法的貫徹確實造成一種明快的批評文風，它試圖將文學創作或論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放到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層面去解釋，透徹地從夾纏不清的現象中抓住現實的也是人們最關注的要點，引出有明確的社會功利性的結論。”社會歷史角度的思想批評、立場批評對茅盾“作家論”的批評文體（“文風”）產生著直接、前提性的影響，但是茅盾的批評文體卻和整體的文學時代性緊密相連。這一批評文體的有效性一旦放置在1980年代之后的文學批評語境之中，批評的有效性就會發生移位。溫儒敏對茅盾的“作家論”批評文體評價道，“茅盾‘作家論’的形式批評偏于技巧、語言等方面的細部剖析，而缺少完整的藝術世界的把握，他的這種批評可以‘教會’讀者如何按既定的批評‘尺碼’去鑒別作家寫作的‘本事’，卻很少能喚起讀者藝術的想象與創造。”可以看到歷史語境發生的變化對文學批評文體的影響以及人們對批評文體的認識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當代文學批評在新世紀以來關注自身文體意識的重要話語前提在于傳統和現代的文學批評提供了可以被不斷闡釋的話語資源。王爾德《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中強調，“批評，在這個字眼的最高意義上說，恰恰是創造性。實際上，批評既是創造性的，又是獨立的……我把批評稱之為創作中的創作。”文學批評被放置在與文學創作同等的位置上，創作當中的主體創造性、情感形象思維的傳達方式等都被借鑒到文學批評當中來。在古典文學中，“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劉勰對文學形象思維的推重，成為了文學評點的重要標尺。而文學評點自身也在追求藝術表達的審美屬性，如清人趙翼的《甌北詩話》評蘇詩說：“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文學評點和文學作品交相輝映，引為一段佳話。在現代文學中，周作人、李健吾的鑒賞式的印象批評；朱光潛、李長之等重知識和審美的“京派批評”等提供了大量現代文學批評的經典文本。
當代文學批評文體問題的系統性研究在目前來看尚少。主要的討論集中在兩方面，其一，針對文學批評的現狀，提出要建立文學批評自身主體性，重建傳統文學批評的重視主體經驗和情感的批評。其二，則是對某一當下批評家的文學批評的研究，多出現在一些訪談、研究生學位論文中。比如在一些學位論文當中，常出現對當下較為活躍的一批當代文學批評家的批評風格的研究文章，這批被研究的批評家包括格非、張清華、謝有順、李敬澤、王德威、張大春等等，這些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批評家之間本身就存在批評對象、文體的差異，單個批評家批評文體的讀解尚很難達到對整體的當下文學批評路徑的有效闡釋。
“當下的文學批評寫作，普遍的病象是文體雷同、敘述單一、有知識無思想，這使得千人一面、枯燥煩瑣、空洞乏味的文學批評文章充斥報刊，批評的有效性和可讀性大打折扣。”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寫作癥候被討論是近年來凸顯的話題。文學批評存在的同質化以及對當下文學現場批評的文體意識薄弱受到批評家自身的普遍關注。賀紹俊認為，“如果將文學創作中的文體意識狀態比喻為高燒癥的話，文學批評中的文體意識狀態則是冷漠癥，因此在文學批評中呈現的是文體的單一化和僵尸化。所謂單一化，是指批評文體在結構、語言等方面缺乏變化，模式單一。而僵尸化則是指批評只適應單一化批評文體的結構和文字，卻缺乏批評的真情實感，缺乏思想的活力，仿佛是一堆批評的概念和理論的符號猶如僵尸般地在游走。”當代文學批評文體意識的凸顯表明了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在自身表達方式、語言風格、經驗傳達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這既是文學批評內部的自我診斷，也是主體性重建的前提和過程。如何構建現實語境下有效的當代文學批評，在當下來看，已經絕不是“學院批評”“酷評”“求疵的批評”等單純的命名就能夠召回，文學批評也不僅僅在大文化視角下的“詩化批評”中就能得以激活，當代文學批評始終處在一個開放的“當代性”闡述之中。如何對歷史和現實進行觀照，如何從當下的“迷霧”之中重建作為批評主體的知識的、思想的、經驗的以及審美的“總體化”可能，這是當代文學批評文體意識真正走向自覺的理想性也是必經的路徑。
三、面向批評自身的精神性：兼談“個體真理”的批評觀念
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談論得較多的就是批評的精神性問題。文學批評的價值常常被放置在整體的文學價值當中來看待，因而諸如文學批評的“貧血”“獨語”的“價值幽閉”闡述不得不和整體的當代文學價值評價區隔開。正如顏桂堤在《“歷史的終結”與開放的文學》一文中所言“如果一位作家只是局限于自我滿足的冥思苦想，那么，他勢必無法有效應對當代社會的挑戰。‘歷史的終結’之后如何保持‘歷史意識’，如果作家不去探究這一點，那么文學就可能淪為娛樂消遣或謊言。”實際上，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追問其實與作家的自我精神追求具有同構性，而這種同構性則是建立在對作為整體的當代文學價值的重估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談論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的精神性問題也便是審視當代文學的精神性何為的問題。
批評家李靜有這樣的觀點：“文學批評，這種致力于理解人類精神內在性的工作，隨著‘精神內在性’的枯竭而面臨著空前的荒蕪。人們看起來已不需要內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學，因此，更不需要文學批評。”“精神內在性”確定了文學批評本質的內在規約，它是朝向自我的內在的深掘，是將人類情感經驗、價值判斷和理性精神彰顯的抽象性工作。正如讓·斯塔羅賓斯基對“個人的真理”的闡釋，他說，“文學是‘內在經驗’的見證，想象和情感的力量的見證，這種東西是客觀的知識所不能掌握的；它是特殊的領域，感情和認識的明顯性有權利使‘個人的’真理占有優勢。”文學批評的這一“精神內在性”的規約決定了其在現實語境之中的精神性，一旦文學批評無法和整體的文學書寫重蹈精神主體性就會呈現出李靜所說的“空前的荒蕪”。
謝有順認為理想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生命的學問和存在”，強調的是文學批評的內在精神性問題。“以一種生命的學問，來理解一種生命的存在，這才是最為理想的批評。它不反對知識，但不愿被知識所劫持；它不拒絕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時秉承‘一種穿透性的同情’（文學批評家馬塞爾·萊蒙語），傾全靈魂以赴之，目的是經驗作者的經驗，理解作品中的人生，進而完成批評的使命。”在謝有順這里，文學批評成為了直面人性書寫的一個通道一條路徑，當代文學批評固然也不能浮泛于生命關切的內在性觀照之上。文學批評的獨立性正是存在于批評者主體的精神性之中，如果批評者所關注的中心問題遠離了所謂的“個體的真理”，文學批評也將“行之不遠”。
“批評也是一種寫作，一種精神共享的方式。伏爾泰說，公眾是由不提筆寫作的批評家組成，而批評則是不創造任何東西的藝術家。批評也是藝術，也有對精神性、想象力和文體意識的獨立要求，它不依附于任何寫作，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的寫作。”當代文學批評應該重新樹立起作為“一種獨立寫作”的內在要求和價值趨向，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仍在進行之中，文學批評的真正價值的復歸不僅僅在于整體的話語闡述，更在于“個體真理”的洞知和呈現。
結 語
當代文學批評在“由批評而學術”的學科話語之中逐漸成為當代文學學科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也是文學批評作為文學經典化路徑所不可或缺的屬性所決定的。可以看到，當代文學批評作為學科內部的研究在不斷拓展，批評史、批評史料的對象化研究不僅在地域、空間，也在時限上向當下延伸。但是，當代文學批評仍然要面對主體性缺位和溢出的兩歧性。如果說1990年代的“文論失語”是當代文學批評在價值秩序重組時代的主體性缺位，那么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則背負著主體性的重構使命。顯然，這樣粗略的二元劃分會遮蔽掉1990年代以來思想文化轉換的復雜性，文學批評姿態的確認也將面臨著被簡單化的危險。
汪暉將1990年代的文化轉捩看作“一種時間性的空間關系”，所謂的“西方性”與“中華性”成為了中國現代性問題的重要參證，從而“超克”了傳統/現代意義上的不可逆的單線時間關系。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所面對的兩歧性也決定了其自身不再是二元話語的反復，從文學批評的限度和問題的癥候性反思到文學批評的文體自覺、精神性的重新探詢，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從更為本質的“批評何為”上重新尋求著出發點；也在告別某種框架方法論中重塑著自身話語的活力和豐富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盡管存在限度和諸多層面的問題視域，但是主體性的確證也將在“超克”絕對性的價值形式時重新喚回這個時代的“中間物”——真正的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作者覃昌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