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現代國家的科研資源分配經歷了科學精英與政治精英決策到公眾參與決策的歷程。但其規范性基礎始終是功利主義的，即科學研究促進所在社會中公眾集體福利的最大化。“良序科學”理論為科研資源分配的民主決策提供了一個理想模式，并以功利主義為基礎做了系統的哲學論證。其以偏好滿足解釋福利，并在個體偏好形成集體偏好中持一種價值的主觀主義立場，然而這種立場可能使其民主決策程序中產生道德上非正義的偏好，進而導致科研資源分配的不公正。

　　關鍵詞：科研資源分配 功利主義 良序科學 價值主觀主義 非正義偏好

　　長期以來，科技創新政策的制度設計將注意力集中于促進科學知識生產的最大化，而忽略了科學知識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資源，科學知識的社會分配將直接影響社會公平正義。這一理論問題直接表現為：我們應該將有限的資金用于大型強子對撞機的建設，還是用于那些弱勢群體迫切需求的研究;我們應該優先資助塵肺病這樣特殊群體的疾病，還是優先資助糖尿病這樣普遍性的疾病。公共科研資源的有限性導致了現實的科學無法滿足默頓的“普遍主義”原則，科研資源分配的優先性則直接決定了科學知識的社會流向和分布。

　　本文將嘗試討論公共科研資源分配的哲學基礎，并以“良序科學”為理論基點，通過對偏好滿足和客觀價值的考察，分析現代公共科研資源分配政策的兩條公共價值原則。

　　一、公共科研資源分配的哲學基礎

　　人類第一份科學政策報告出現在《新大西島》(The New Atlantis)這部虛構的作品中，培根杜撰了一個被稱為“所羅門宮”的由研究者組成的精英機構。“所羅門宮”通過協調成員們在相互討論中自主做出的決定來推動工作。成員們將共同決定采取什么措施，哪些應該出版，哪些應該保密以及應用于哪些方面。這正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圖景，它采取了客觀主義的觀點來看待研究應指向的善。從皇家學會的早期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國人曾受到過培根的巨大鼓舞，并且這些基本觀點在其他民主社會中也廣為流傳。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美國對科學研究的大規模資助正式宣告培根神話的終結。采用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共同體”、“常規科學”概念來解釋二戰之后的科學實踐時，總會遇到一些難以逾越的障礙。因為我們始終無法回避這樣一些問題，比如，誰為庫恩筆下的“解難題者”支付薪金，誰來決定科學共同體的成員去研究什么，誰對他們的研究成果感興趣，誰來監控研究成果的發表。各國政府都明白，知識的生產是資本集約型的，需要以政府主導的高投入來保障，同時也需要特定的行政機構來進行決策與管理。它的努力方向在于約束研究機構按產業發展的實際需要設置研發項目，或者說是按買方的特定要求，并且基于契約來生產知識。

　　現代有關科研資源分配的最為重要的文件是布什(Vannevar Bush)的《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布什的報告非常巧妙的將兩個本來難以調和的視角結合了起來。一方面，布什及其他參與撰寫的科學家，堅持科學研究對于公眾廣泛關注的事務的價值。另一方面，他們竭力為科學家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關系中爭取最大限度的自主權，堅持“基礎研究”應該是自由的，并且應該被給予“特別的保護以及有保障的資助”。他們提出的最為人們熟知的理由是，要避免社會的停滯，“基礎研究”是關鍵。布什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認為基礎研究為未來的技術發展提供了必需的“科學資產”。[1]

　　雖然培根所追求的善在現代社會已經轉變為國家安全、經濟增長、促進就業等新的目標，但布什的報告實際上并沒有偏離培根的“所羅門宮” 太遠。貫穿整個報告的核心看法是，不管人們希望通過研究獲得什么，關注“基礎研究”都是最為有效的方式。因此，布什在這里捍衛了一個極強的立場，即不管如何解決美國公民的真正利益何在，不管運用科學研究成果來促進這些利益實現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按照科學共同體認為最有希望的路徑支持科學研究，都將為實現這些利益提供最好的探索方式。

　　然而，現代社會的我們不太會接受精英主義關于什么是對人民而言是善的看法，亦或者明智的科學家可以認識到人民福祉的看法。多元化的民主已經習慣于認為在影響福利的因素上存在著個體差異，并且在密爾之后，人民應該參與決定哪些問題值得探索這一觀念已深入人心。與培根不同，我們認識到研究既可能產生有益的也可能產生有害的后果，且這兩種后果都可能被以不公平的方式進行分配。因此，“我們絲毫不驚訝為什么現在的政策建議不同于培根那種不自覺的精英主義模式。”[2]

　　20世紀70年代的幾場重要的社會運動對科研資源分配的民主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如女性運動、反核運動和環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有著廣泛的目標，如社會公正、規范性原則的改變、改善民主實踐、改變公眾的觀念等;它展現自己的方式也是多樣的，如質疑專家知識、重新塑造科學、提出政治要求、動員科學資源以及促使知識生產更民主化。[3] 婦女運動試圖矯正科學和醫學機構建立過程中針對女性的偏見和排斥;反核運動、消費運動及環保運動，已經對精英人士漠視科學和技術負效應的行為提出激烈抗議。

　　與這些類似的草根運動相呼應，自20世紀70 年代始，許多國家政府開始為公眾參與傳統上由科學精英和政治精英主導的科研資源分配的決策提供新途徑。70年代中期美國組織了第一次關于生物技術的共識會議，然后很快傳播到了歐洲國家。開始，共識會議只包括了持不同觀點的專家，后來，也包括了代表公眾的參與者。與參與方式的浮現并行的是科技決策中的新的治理形式：公民陪審團及協商民意調查等制度性實驗，已將一些隨機選擇的外行公眾團體納入復雜性議題的協商過程中。

　　從布什報告到科學決策的民主化運動，科研資源決策議題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價值承諾并沒有發生變化，并且一直在加深，公眾從委托政府和科學家進行科研資源分配的決策到自身直接參與到科學決策中，目的都是通過科研資源的合理分配促進科學研究最大化公共福利，也就是說，現代科學政策的演變其政治哲學基礎始終是功利主義的。

　　二、“良序科學”的偏好解釋

　　當代最重要的科學哲學家之一——基切爾(Philip Kitcher) 在“ 良 序 科 學 ”(Well-ordered Science)理論中為科研資源分配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民主決定模式。良序科學所要求的民主模式是一種稱為“理想協商”(ideal deliberation)的代議制協商民主，能夠理想地決定對社會所需要進行的研究項目的選擇。該模式，“假定由接受過科學專家輔導的群體來做出決策，并把社會中相對廣泛的所有看法都納入進來”，([2]，p.133)而參與這種協商的人，“應當包括各種觀點的代表，不應僅僅來自科學團體內部，也不應僅僅來自支持科學研究的人群，而應來自整個人類社會”。([2]， p.129)這些代表應具備至少兩方面的條件：第一，他們必須能夠代表所在社會中的所有利益群體;第二，他們要對所商談的科學研究項目有著全面的了解。這些代表由社會中的各個利益群體選舉產生，參與商談的代表的比例應當與他們所代表的利益群體在社會中所占的比例一致，他們應當能夠透徹地掌握自己所代表的群體對科學研究項目的基本期望以及相應的資源投入。

　　在參與協商的過程中，與被協商科學項目相關的專家需要針對這些項目的知識對代表作出詳盡的解釋，以形成對這些項目的“指導過的偏好” (tutored preference)。接著，代表們相互交流他們指導過的個人偏好，解釋他們為什么會以某種程度想要某個后果，并且傾聽其他人給出的解釋?；袪柤俣?，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都尊重其他人的偏好并想著達成一個共識清單，其中沒有任何人沒得到充分考慮。在這樣的交流之后，理想代表的偏好又會再次得到修正，這一次吸收了他們對其他人的需要的認識。對他們而言，下一步則是在研究可能產生的結果中列出偏好的優先序。在這一階段，代表們已經形成了他們希望科學研究去解決的問題，并且指出了這些問題的相對權重。此時，無私利的專家需要賦予已形成的集體愿望清單中每一個項目以可能實現的概率值。在一下階段，政府利用這些已得出概率的信息，再加上集體愿望清單，草擬出研究的可能議程，挑選出一個或一組最有利于實現理想代表們集體愿望的科研項目的資源分配方案。最后，決定權再次交回到代表們的手中，他們對合適的預算水平以及這個預算水平上的研究議程給出最終的判斷。([2]，pp.134-143)當實際的決策過程的結果與這種理想的商談過程的結果達到一致時，科學就可以被認為達到了一種良好的秩序。在政治哲學方面，雖然基切爾一再強調自己欠缺相關知識背景，但正如西蒙(Jeremy Simon)指出的，顯然密爾對他的影響是深刻的，在《科學， 真 理 與 民 主 》(Science,truth, and democracy)中討論科學應該促進的目標時，他特別強調了集體價值或集體利益的唯一重要性。[4] 在基切爾看來，個人權利顯然要讓位于全體人的福利，而科研資源分配民主決定的目的正是要促進科學事業全體相關者的總體福利，這貫徹了功利主義的原則。這一點受到了密爾關于功利主義所追求的所有人或絕大多數人的福利的影響。在提出“理想協商”的民主模式之前，基切爾為這種科研資源分配的民主決策模式提供了一個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哲學論證，他將科學研究所促進的集體福利解釋為偏好的滿足。

　　現代功利主義對福利的解釋大致是從三種觀點出發的：第一、精神狀態或經驗的觀點，認為唯一具有本質價值的東西是積極的精神狀態，唯一本質惡劣的東西是負面的精神狀態，除非它能影響我的感受，或者我的經驗，否則沒有任何東西能提高我生活的價值，其中最經典的理論就是享樂主義，它以快樂和痛苦評價經驗;第二、偏好或欲求的觀點，認為唯一有價值的事就是獲得你想要的、偏愛的或渴望的東西，只要一個人的偏好能夠被滿足，那么他的生活就過得很好;第三、客觀的或實在的觀點，這種理論會提供一份關于對任何人皆為善的事物列表，如知識、成就和道德的生活，而不管這是不是他們欲求的。

　　就科研資源分配而言，基切爾首先否定了第三種“客觀列表”的觀點?；袪柼岢隽诉@樣的質疑：“知識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有益于我們嗎?” ([2]，p.148)科研資源分配的精英主義觀點實際上暗含了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然而，基切爾提出，發現了真理有時反而會降低人們的幸福。例如，有些從醫院出來的病人往往被嚇得魂不守舍，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從一些常規檢查中發現了自己身體的可怕狀況，這種情況下似乎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為獲得了知識而感到開心。當然，基切爾并未因此否定發現真理對更好生活的作用，在他看來知識總是有益于我們的論點之所以在這些例子上會失敗，那是因為我們以及我們組成的社會是不完美的，道德上有缺陷的、不公正的。

　　討論了功利主義的客觀解釋，基切爾對傳統功利主義的享樂主義觀點也持否定的態度。他贊同享樂主義所面臨著的明顯反例：有些人盡管遭受巨大的痛苦也試圖完成他的目標，這使得享樂主義者被迫假定，滿足愿望會帶來更高層次的、更美妙的快樂，但似乎更合適的方式是拓寬使生活更好的事物的范圍，并且獨立地、系統地對待目標的達成。正如基切爾所建議的那樣，人們大都有自己的生活計劃，這些計劃中某些目的和愿望置于中心地位，人的生活質量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在于多大程度上這些中心愿望得到滿足。

　　因此他認為，“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混合的理論，認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況下，快樂越多(或者痛苦越少)，則生活更好，也可以認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況下，中心目標達成得越多，則生活更好，人們還可以提出一些方式來把愿望滿足與快樂的積累進行權衡”。([2]，p.155)基切爾認為這種理論就是對福利解釋的偏好理論。這種觀點的基本理念是：給予人們他們想要的東西通常是給予他們快樂最可靠的方式，因為這也是使他們生活的更好的最可靠方式。

　　如果我們將享樂主義視為一種福利解釋的主觀主義觀點，且“列表理論”是一種福利解釋的客觀主義觀點，那么，基切爾提出的這種中間道路的偏好理論顯然為科學資源分配的民主決策提供一個更堅實的理念基礎。相較于享樂主義，在科學資源分配的民主決策中引入功利主義的偏好理論的一個好處是：與現實的聯系更緊密，陷入專斷的風險更小，更重要的是易于度量。我們知道，快樂是十分難以度量的。我們如何能比較你看球的快樂和看電影的快樂呢?我們如何能比較我的快樂和你的快樂呢?相比之下，偏好是易于度量的，因為它們會在行動中顯露出來。如果我讓你在球賽和電影之間做出選擇，我就可以觀察你的偏好，你將會按照自己的偏好進行選擇。如果我向兩個人提供了一個購買球票的機會，那么肯出更高價的人就顯露出了一種更強烈的偏好。當我們將功利主義運用到科研資源分配這樣的大規模體制中，這種優勢就尤其顯著。我們無法設計出能最大化總體快樂的體制，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設計讓人們能夠自由選擇的體制來最大化偏好的滿足。即使我們無法計算出產生的偏好滿足的量，我們至少可以知道，如果每個人都能夠自由的遵循他們自己的偏好，就已經使偏好的滿足最大化了。

　　《科研資源分配與功利主義》來源：《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年1期，作者：白惠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