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11年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數據，將農村老年貧困細分為老年經濟貧困、健康貧困、權利貧困三個維度，實證分析了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貧困影響的性別差異。研究表明，對農村老年女性而言，養老保險對緩解其經濟貧困、健康貧困有著顯著作用，就農村老年男性而言，養老保險對其健康貧困、權利貧困的減輕有積極效果。通過渠道檢驗發現，相對剝奪感起到調節作用，進而作用于農村老年貧困及其性別差異。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建議引入性別因素進入農村老年人口貧困治理政策，根據性別差異細分養老服務需求，注重農村老年相對剝奪感的調節效應以促進農村老年貧困的精準治理。

　　關鍵詞:養老保險;農村老年貧困;性別差異;相對剝奪感;精準治理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由于中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體系，農村地區的老齡化速度將快于城鎮地區，到2030年，農村地區的老年撫養比會上升2．5倍以上，而且會進一步擴大與城鎮地區老年撫養比的差距。保障農村地區老人的經濟、健康以及權利福利的政策長期處在缺位或者是不完善狀態。農村老齡化嚴重，同時老年人口中女性占比較高，加上老年又是貧困風險高發期，如果要到2020年實現在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農村老年貧困問題及其中的性別差異就不可忽視。如果不能對農村老年貧困中的性別差異進行針對性的細分及差異化的幫扶，那么扶貧的精準度就會大打折扣。在對農村老年貧困進行精準扶貧時，以養老保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用得到充分重視，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明確指出提高低保家庭中老年人等重點救助對象的社會保障水平。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是2011年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LHLS)的數據，該調查涵蓋了中國23個省級行政單位，調查的年齡范圍為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根據問卷設計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和需要，經過篩選，剔除缺乏相關變量的樣本，最終選取的樣本量5068人，其中農村老年男性樣本2220個，占總樣本的43．80%，農村老年女性樣本2848個，占總樣本的56．20%。

　　(二)變量選取

　　本文的因變量是農村老年貧困，對于貧困的衡量，應從多維角度進行刻畫，首先是經濟維度，將問卷中“生活來源是否夠用”作為經濟貧困的判斷指標，肯定回答賦值為“1”，否定回答賦值為“0”，即為“經濟貧困”。其次是健康維度，使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IADL)作為衡量健康貧困的指標，具體而言，將問卷中老年人是否能到鄰居家串門、獨自外出買東西、獨自做飯、獨立洗衣服、連續走2里路、提起10斤(5公斤)重的東西、連續蹲下站起3次、獨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這8個問題進行賦值，這8項中只要有一項回答是“有一定困難”或者是“不能完成”的即定義為“健康貧困”，賦值為0。最后是權利維度，此維度在既有研究中通常被忽視，一般認為，對于農村老年人來講，經濟貧困、健康貧困是其面對的主要問題，但是經濟、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諸多方面都是與老年人的權利息息相關。結合農村老年人的具體情況而言，在研究過程當中不能統一的把這類群體看成是完全需要政府兜底的救助對象，更應該看到農村老年人作為主體，其個體的主體能動性和基本權利能夠發揮的程度是多少，這對于衡量自身的貧困程度同樣也是至關重要的。對于權利貧困的衡量，不能脫離家庭這一基本單位，因為“家庭通常被認為是基礎的社會結構單元，也是個人面對生計問題、標準、價值、權力和特權的場所”(Narayanetal．，2000［9］)，而其中生活決策制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利測度指標。基于此，本研究在衡量權利貧困時將問卷中的“您在家庭中的開支決定作主的情況是何種情形”作為主要指標，可以對家庭開支做主賦值為“1”，反之則賦值為“0”，即為“權利貧困”。本文的核心自變量是養老保險，采用的衡量指標是問卷中的“您是否享有養老保險”，肯定回答賦值為“1”，否定為“0”。

　　三、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貧困影響的性別差異

　　(一)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經濟貧困影響的性別差異

　　由于農村老年經濟貧困屬于二分類變量，所以采取Logit回歸進行分析，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從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經濟貧困的全樣本影響來看，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即養老保險對于緩解農村老年的經濟貧困有著積極的作用。這與之前諸多學者的研究較為一致，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可能的原因有兩點:一是養老保險本身作為一種個人生命歷程中的儲蓄，到晚年之后享有到這種經濟福利，對于其評價自身的經濟狀況有著積極的影響;二是有了養老保險之后，自身就擁有了更多儲備的資金，對于本身的經濟狀況會有所改善。在個體特征方面，年齡與是否陷入經濟貧困呈現出反向關系，這點并不難理解，隨著老年身體機能的退化，自身的創收能力本身就有限，可能更容易陷入經濟貧困。性格開朗對于農村老年是否陷入經濟貧困也有著相關關系，教育年限越長，越不容易陷入經濟貧困，就家庭特征而言，家庭收入越高農村老年人越不容易陷入經濟貧困，住房所有權與農村老年的經濟貧困之間并不存在相關關系。從區域特征來看，處于西部地區的農村老年人比中部、東部地區的更容易陷入經濟貧困。

　　(二)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健康貧困影響的性別差異

　　由于農村老年健康貧困屬于二分類變量，所以也采取Logit回歸進行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從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健康貧困的全樣本影響來看，享受養老保險的農村老年人比不享受的擺脫健康貧困的可能性高2．321倍，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養老保險作為一種資金收入，可以促進老年人購買自身需要的醫療藥物和養老服務，這對于增進自身的健康有著重要影響。

　　四、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貧困影響的作用機理

　　養老保險作為老年在晚年生活中的重要收入來源，其對農村老年經濟貧困的緩解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其為何也能對農村老年人的健康貧困、權利貧困同樣產生影響，并產生性別差異，這背后的影響渠道值得驗證與探究。羅楚亮(2009)［11］指出居民在生活中通過與他人的比較，發現自己的劣勢時往往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這種感受是否存在取決于相對收入參照的選取。在此過程中，性別差異對于收入感知具有明顯影響。事實上，既有研究對于社會性別的敏感度不足，較少關注女性對于扶貧的感知(高飛和向德平，2013［12］)。但是以上研究只是把相對剝奪感作為收入與貧困關系探討中的一個作用渠道被提出，至于是否會因為此渠道使得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貧困的影響時產生性別差異，目前的研究并沒有做出過多的闡述抑或是解釋，值得進一步驗證。由于中介變量和調節變量在模型解析中有所差異，本研究首先分析相對剝奪感是起到“中介效應”還是“調節效應”，如果是中介變量，養老保險須對老年人的相對剝奪感起到顯著的影響，而調節變量則不需要。對于相對剝奪感，不同學者對其內容進行了多方面的操作化，比如經濟剝奪感、政治剝奪感等。但是最為基礎仍然是經濟剝奪感，對這一指標的測量，參照學者胡軍輝(2015)［13］的觀點，選取自評的相對生活差距作為具體指標，筆者較為認同這一指標的劃分。結合問卷數據的可得性，將相對剝奪感操作化為“您的生活在當地比較起來，屬于哪種類型”，在對問題的回答進行處理時，將“很富裕和比較富裕”合并，形成“收入較高”的回答，將“一般”形成“收入一般”的回答，將“比較困難和很困難”進行合并，形成“收入較低”的回答。以“收入較高”一組為參照項。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11年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數據，采用Logit模型，將農村老年貧困細分為老年經濟貧困、健康貧困、權利貧困三個維度，實證分析了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貧困的性別差異。研究表明:對農村老年女性而言，養老保險對緩解其經濟貧困、健康貧困有著顯著作用，就農村老年男性而言，養老保險對其健康貧困、權利貧困的減輕有積極效果;通過渠道檢驗發現，相對剝奪感起到了調節作用，進而作用于農村老年貧困及其性別差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方面的建議來促進農村老年貧困的精準治理。首先，應該將性別因素引入到中國農村老年貧困治理的相關政策與制度之中。雖然從近年來中央和地方的具體政策來看，已經能夠體現這一趨勢，但是在農村老年貧困治理的政策文件中鮮有考慮性別因素的內容，這是中國在今后制定老齡政策中重點需要注意的內容。其次，應該針對不同性別的農村老年人貧困狀況和維度提供更加精準化的養老政策措施。正如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經濟貧困影響的實證結果顯示，對于農村老年女性而言，養老金的領取會顯著緩解該類群體的經濟貧困，故在養老金繳費額和繳費率上，建議政府當前可以考慮對農村女性采取一定的補貼或者其他優惠政策;在養老金收益上，適當提高農村老年人口養老金的替代率水平。最后，注重農村老年相對剝奪感的調節效應。可從兩個層面對農村老年人相對剝奪感的改善進行努力:一是在擴大養老金覆蓋面的同時，注重其他普惠性補貼的作用，這源于普遍經濟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相對剝奪感。因此，在今后治理農村老年貧困的過程中，政府應注重高齡津貼覆蓋面的擴充。二是要注重子女在物質和精神上對老年人口的支持作用，特別是精神支持。目前政策的頂層設計已經關注到了這一點，2016年由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若干意見》中，已經明確指出了要支持開發老年宜居住宅和代際親情住宅建設。這說明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家庭居住安排和子女代際支持的重要性。而目前南京市已出臺規定，“五類老人”可以申請政府購買的居家養老服務，子女兒媳照護此類老人可領取一定數額的“補助工資”，并且已取得不錯成果，值得其他省份借鑒。基于此，建議政府可適當增加子女照料老人的補貼和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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