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是藝術的一種，我國根據地域的選擇戲曲文化也不相同，北方的京劇，南方的昆曲等都是戲曲的種類。很多藝術研究人員也對此進行過一些研究，本文主要針對地方文化戲曲藝術發展狀況進行了一些分析，文章是一篇內蒙古社會科學投稿的論文范文。

　　摘要：昭通是一個具有久遠文化傳承的歷史名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昭通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包容性極強的文化品格。昭通戲曲發展一方面呈現出多種樣式齊頭并進、共同繁榮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歷史的、地域的自然選擇，有沉浮取舍。梳理昭通戲曲藝術發展歷史、發掘其內在潛力、探尋其新的生長點，對振興昭通地方戲曲藝術、傳承地方文化精神，有重要的促進意義。

　　關鍵詞：地域性,戲曲藝術,內部原因,外部原因,昭通唱書

　　自夏天敏和雷平陽先后獲得魯迅文學獎后，昭通作家群在全國范圍內獲得了認可，昭通文學的發展成就也引起社會的重視。昭通是一個具有久遠文化傳承的云南歷史名城，考察戲曲藝術在本地的發展狀況，對于從整體上促進昭通文化繁榮，推動社會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明清至抗戰時期

　　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云南和中原地區以及南方地區相比，社會經濟發展較為緩慢，逐漸成為一塊“文化低地”，云南之外的文化力量很容易流向這里，從而使云南成為多樣性文化的聚集地。昭通作為云南的東北門戶，早在秦代就開通五尺道，踞有“咽喉西蜀、鎖鑰南滇”的關鍵位置，自然也就成為各種文化影響力在交流溝通中的必經之地。昭通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都是云南文化交流和融匯的第一站，這對昭通地區形成具有較強包容性的文化性格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戲曲藝術這一展現文化影響力的代表性載體來說，昭通地區包容性文化品格使得流經這里的各種戲曲樣式很快都能找到龐大的接受群體。歷史上較早傳入昭通的戲曲樣式主要有端公戲、花燈戲、川劇、滇劇、京劇和現代話劇等。端公戲也叫儺戲，它伴隨明代中期充軍、經商等人口流動從河南、江西等地傳入昭通，主要在漢族人群中傳播。其表演具有很強的民間宗教色彩，類似于原始巫術，多在迎神賽會和百姓還愿時進行，表演者配戴不同色彩、花紋的木質面具表現人物不同的性格行為，具有較強的巫道祭祀儀式色彩?；魬騻魅胝淹ㄉ酝硪恍?，清代許多外地人流入昭通，帶來了花燈戲?；魬蛑饕诿耖g傳統節日上演，有生、旦兩個行當，表演中加入了“滾燈”“咬釘子”“春秋刀”等特技雜耍(惜已失傳)，表演中可以和觀眾互動，深受百姓歡迎。川劇和滇劇落戶昭通地區更晚，大約在清末民初才正式傳入昭通。最晚傳入昭通的是京劇和現代話劇?，F代話劇雖然屬于舶來品，但在上個世紀30年代，昭通本地進步青年學生為宣傳抗日救亡活動，自發組織話劇社團，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現代話劇，昭通話劇由此逐漸興起。而京劇則是因為上世紀30年代北方政治局勢動蕩，一些京劇演員流落昭通，加之在京的昭通籍學生的返鄉帶動，京劇藝術開始在昭通發展起來。綜合看來，昭通戲曲大都由外部傳入，多是伴隨具體時代環境下的人口遷徙而發生。對于現代話劇的傳入來說，外部政治情勢的變動所激發的民族情緒的高揚則是更為重要的內部原因。這種內外部原因的激蕩和融合最終形成了昭通戲曲發展的總體面貌，并且，從更大的層面來說，也是整個昭通文藝發展的重要特色。

　　二、新中國成立至文革時期

　　昭通地區的戲曲藝術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有著非常鮮明的發展態勢，主要表現為多種戲曲樣式齊頭并進，共同繁榮。在這些不同的戲曲樣式傳入昭通之后的初期階段，民間人士大多自發組織劇團，不論是較早期的端公戲、花燈劇，還是后來的京劇和現代話劇，都有自己的社團，進行有組織的演出活動，這也體現了昭通對于不同外來文化較強的接受性。另外，在戲曲節目的表演上，內容龐大、劇目繁多。雖然主要是對傳統劇目進行的搬演，自創的劇目不是很多，但是卻能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合本地的演出。新中國成立后，社會政治和文化有了新發展，昭通戲曲藝術迎來了第二個繁榮期。除了民間社團繼續存在，還出現了許多更為專業的戲曲演出團體。幾乎各個縣區都有自己的專業劇團，他們一方面進行傳統劇目的表演，另一方面則大力進行新劇目的推出，大量排演現代新戲。在這個時期，戲曲創作的指向思想是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核心，戲曲藝術發展的突出特點是與社會政治的關系較為密切。作為比較通俗易懂，老百姓容易接受的藝術形式，戲曲被主要用作為開展思想政治改造和教育的重要載體，突出反映新社會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比如滇劇《毛主席指示傳到鄉》《訪親》、花燈戲《大寨農民翻身記》《人民公社萬年紅》、京劇《護紅軍》《烏蒙山上》《紅色的弩箭》(文革時失散)、話劇《紅旗頌》《金菩薩》等，都是緊密結合新時代的情勢而創作的。但是，綜合考慮這兩個階段的昭通戲曲發展情勢，就會發現，初期的繁榮景象更深層次上是由于人民群眾對新的藝術形式的肯定和包容接受，這是人民大眾對于任何一種新的藝術形式的內在需求，是藝術發展的內部規律使然。而在后來的第二階段，戲曲藝術的繁榮，更多的受到政治形勢的影響，包括戲曲在內的很多藝術形式，都開始被捆綁在政治文化的大形勢上，這種因為政治的需要雖然帶來了暫時的繁榮局面，但也隱藏著一定的不利因素。這種不利因素在隨后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終于表現出來。在特殊的年代里，由于政治原因，許多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東西被限制，人民群眾對各種藝術形式的包容性被壓抑，許多地方戲曲藝術被限制，甚至逐漸沒落。

　　三、新時期

　　從新時期開始，中國文學開始沖破藩籬和禁區，逐漸獲得更為獨立的發展地位。戲曲藝術同樣面臨著時代的變化。就最早傳入昭通的端公戲來說，由于其本身的民間宗教性質以及表演中展現出的原始巫術色彩，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六十年代中后期那特殊的歷史階段里，逐漸沉寂下去，在新時期之后，隨著民眾文化素質的提高和欣賞要求的上升，最終走向了衰落，只在有限的村莊里，極小范圍內進行演出。由于方言基礎差距較大，昭通人對京劇的“京腔京韻”接受有困難，加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期，昭通地區京劇團解散，京劇也逐步沒落下去。相比較來說，花燈戲則由于具有較為深厚的民間基礎，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又能與本土方言和說唱腔調相互融合，用通俗的形式表演老百姓們所喜聞樂見的故事內容，表演中還可以和觀眾進行互動，而獲得了人民群眾的歡迎，如80年代初期的《招財進寶》《現代家庭》《啼血杜鵑》和后期的《月色朦朧》《柯四先生》《鴛鴦湖邊》等劇目都獲得了群眾的喜愛和好評。與花燈戲繁榮發展相呼應的是現代話劇。作為與京劇幾乎同時傳入昭通的外來劇種之一，現代話劇大多采用話劇小品的方式進行演出，它容易和本地的的民族方言相結合，從而獲得較好的效果，逐步發展起來。到20世紀90年代，昭通的話劇藝術已改變之前以小品為主的局面，其創作和表演開始以大中型為主，昭通戲曲發展進入現代話劇一家獨大的發展境況。這種局面形成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有堅持不懈努力發展話劇創作的劇作家的存在，尤其是廖天云和蔣仲文兩位劇作家。廖天云先生作為昭通地區較早從事話劇創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位劇作家，其作品在地區、省和國家范圍內都曾獲得各種獎項。他的作品從內容來看，最為顯著的特點是貼近生活，能夠從看似平凡的常態生活出發，采用現實主義手法，對戲曲沖突進行展開，并在其中實現作品的批判價值。另一位劇作家蔣仲文的創作則有著明顯的向內轉的傾向，作品彰顯著強烈的哲學思辨色彩，在藝術技巧方面，他能夠把多種表現形式融入到自己的作品當中，荒誕、魔幻、象征主義都被他熟練地使用。這兩位劇作家的貢獻，對于昭通今后的劇作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推動意義。

　　四、新世紀以來

　　新世紀已經過去十多年了，各地對自身民族文化建設都日益重視，昭通在發展已有文化力量上繼續保持強勁的勢頭的同時，對于古老的有價值的藝術樣式也開始重視并發掘起來。昭通地區真正的本土戲曲形式———昭通唱書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昭通唱書具體的誕生時間不祥，大約在清代道光、咸豐年間，迄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昭通唱書由昭通民間藝人李永和初創，其表演方式較為簡單，在一定的腔調之下，一個人即可演唱，甚至不需要樂器伴奏。昭通唱書在昭通境內的各縣都廣為傳唱，尤以早年的昭通縣(今昭陽區)廣大農村最為盛行。其說唱故事內容，大多以整本傳奇故事為主，根據不同的場合環境，演唱不同的故事內容，唱腔上有五字調、七字調或十字調等，多用方言土語進行，朗朗上口，有著很強烈的感染和教化功用。2013年春，為推動民間藝術的發展，昭通唱書作為昭通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同昭通學院展開合作，在昭通學院成立了昭通唱書藝術傳承基地。這個基地的成立，為昭通唱書的未來發展，搭起了一個堅實的平臺，相信隨著各方努力的加強，昭通唱書藝術一定會繼續下去，迎來自己的發展與繁榮。2016年7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支持戲曲傳承發展的若干政策》，明確提出加強戲曲保護和傳承，要求各地方開展地方戲曲劇種普查，同時實施地方戲曲振興工程，完善戲曲藝術人才培養機制，尤其提出要加強學校戲曲通識教育。在這一政策指向下，通過對昭通戲曲藝術發展的考察，理清昭通戲曲藝術發展的基本脈絡和發展狀況，找出其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對于建立更深入的地區文化認知有著重要的意義。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今后的昭通社會文化發展中，戲曲藝術在良好的文化環境中，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績，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廖天云.天云劇作選[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7.

　　[2]蔣仲文.蔣仲文舞臺藝術作品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3]昭通市志編纂委員會.昭通市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相關期刊簡介：《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堅持辦刊宗旨，堅持學術期刊為社會科學事業和兩個文明建設服務，關注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學科、新視角，以民族學，尤其以蒙古學為重心，以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研究為中心，堅持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優良學風，堅持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立足本區，面向全國，發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蒙古學領域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學術理論研究成果。獲獎情況：中文核心期刊(2011)、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