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離不開公民的保護，每一個個人、組織和團體都擁有保護環境的權利和義務。本篇環境保護專業論文從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政策基礎、法律基礎、意識基礎出發，梳理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途徑，對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對策，從政治法律方面解釋了環境保護問題。

　　論文關鍵詞 環境保護 公眾參與 行監

　　環境保護在當下社會中受到廣泛關注。環境作為“公共財產”，對其保護自然是離不開公民之參與。環境保護公眾參與指，在環境保護領域，任何個人、組織和團體都依法享有保護環境的權利，同時也負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有權對環境質量進行監督和參與環境管理。

　　一、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基礎

　　(一)政策基礎

　　我國在過去的環境保護中，主要是以政府為主導的保護模式。這與我們政府的管理職能息息相關。但在政府主導模式中，我們發現了保護不力、效率低下、成果不佳等諸多問題。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政府將從一個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那么這便意味著對于社會的管理，政府將更多的權力交還于民。民眾參與社會管理，理應是服務型政府的應有內涵。

　　環境作為“公共財產”，是全社會的共有財產，對于社會公產的使用、保護離不開社會大眾的參與。

　　(二)法律基礎

　　要保證社會公眾廣泛的參與到環境保護的行列中，自然不可缺乏法律的保障。我國《憲法》第二條第三款明確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此條，可視為是我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憲法保障。

　　我國的《環境保護法》第六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可看出，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也是法定之義務。

　　此外，對于人權領域的研究也離不開環境權的討論。從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環境與發展會議”將人權和環境問題相聯系開始，西方國家的學者普遍將環境權視為人權，環境權作為一項人權已為一系列國際法文件所肯定。除《人類環境宣言》明確宣布了環境權外，其他如《社會進步和發展宣言》、《內羅畢宣言》等都對環境權作了闡述。1966年12月9日簽署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第十一條宣布：“本盟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有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環境參與權是環境權的核心權能。我國法律雖未像相關國際條約中明確規定環境權，但不可否認人對于環境享有的權益及對環境保護的資格。

　　(三)意識基礎

　　全球環境日益嚴重，廣大公眾的視野也都競相回歸到對環境領域。從龍江河污染事件、512地震等事件中，我們都不能再忽視環境之重要。從“廈門PX項目”、“怒江水電站事件”、“什邡事件”等等中，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也不再停留于全部依靠政府，而是從意識到行為的突破。

　　二、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途徑

　　(一)事前階段

　　對于環境保護的時間階段的參與，現有的主要途徑就是向民眾征求意見。

　　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對公眾參與的程序、責任人員做了進一步明確規定：“專項規劃的編制機關對可能造成不良環境影響并直接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規劃，應當在該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舉行論證會、聽證會，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對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的意見”，“除國家規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對環境可能造成重大影響、應當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建設項目，建設單位應當在報批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前，舉行論證會、聽證會，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的意見”。這兩項規定都明確了在規劃項目或建設項目中，公眾的參與權利。但是，諸多的現實暴露出相關的論證會、聽證會的弊端。聽證成員的選擇是否科學，聽證過程是否公開及公正，聽證結果是否完全履行。這些都是聽證制度產生以來遭遇的諸多詬病。

　　此外，法律法規中并未規定公民對于環境立法、政策制定中的參與權利。雖然現行模式中，有著先公布立法草案向廣大公眾征求意見，但是意見的采納、反饋機制都不規范和明確。

　　(二)事中階段

　　對于環境保護的事中參與途徑較少，主要是采取監督的方式。

　　不可否認的是，在環保意識大增的今天，仍有很多人認為環境保護是政府的責任，與自己的關系不大。特別是在偏遠的農村，似乎環境保護仍是遙遠的議題。筆者曾在基層工作，發現在基層農村地區對于垃圾的處理仍是采取上世紀的老方法，即焚燒或隨意拋棄。近年，秸稈焚燒事件就導致多地空氣污染指數激增。雖然政府通過城鄉環境綜合整治等措施意圖改善農村環境污染問題，但相關的制度規定會使農村居民的生活變得繁瑣而導致執行力低下。在傳統意識中，農民只要拋灑或焚燒的垃圾在自己宅基地或自留地等范圍內就無所謂對他人或公共環境的侵害，即是否需要一個良好的環境這是極個人的問題，無須他人或政府之干預。所以，其治理的積極性都極低更勿論參與監督，從而監督的效果也較弱。

　　其次，公眾想要參與監督，卻總會遭遇監督無門的困境。相關當事人對于公眾知情權的漠視，也是極大的打擊公眾積極性。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雖規定了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的公開范圍。公開范圍的有限性也會制約監督。

　　(三)事后階段

　　現行法律關于公眾參與的規定，多為末端參與，基本上是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發生之后的檢舉、控告式的參與。這與環境法“以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基本原則相悖。

　　對于事后的救濟，在我國的《侵權責任法》中有關于環境侵權案件的救濟措施，而這種救濟僅限于對于私益侵害之救濟。對于侵害環境公益的案件，如何救濟并無明確的實體規定。《民事訴訟法》中第五十五條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此處，首次明確了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律地位。但該條款規定，能夠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是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對于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的范圍，我們不得而知。不可否認的是人民檢察院的主體地位。人民檢察院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行使監督權。在環境公訴中，人民檢察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我們的環境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NGO)是否具有主體地位?

　　NGO是通過致力于環境保護而樹立社會公信度，依靠公眾的志愿參與，由公眾自發形成、自我管理的自治組織。具有非政治性、非營利性、公益性、非宗教性、志愿性、組織性的特點。在近年的環保事件中，NGO顯示出了巨大的作用。但我國對于民間團體的身份確認仍持嚴謹的態度，一方面會使環保NGO失去獲得合法身份機會;另一方面主管部門享有過多的權力，實質上仍是將環保NGO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限制了其自主權，使環保NGO的非政治性和志愿性大打折扣。據此，NGO能否順利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當然主體仍然是個大大的問號。

　　公民自身愛護環境行為當然地貫穿于公眾參與的各個階段的。只有從我做起，才能完成監督他人之使命。只有積小步才能成大志。但就針對這一點來說，很多人都無法做到，其中不乏聲稱環保志士之人。我們沒有能夠形成一個保護環境的氛圍，自然要想人人遵守，困難重重。

　　三、存在問題的解決對策

　　(一)環保意識的提升

　　筆者認為提高全民環保意識比制定法律法規更為重要。在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民眾的環保意識已經顯著提升。但政府部門對于環境保護的意識還相對較低。政府部門的工作重心在于如何提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在吃過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虧后，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走集約型經濟增長道路。無論哪種模式，落腳點均在于經濟的發展。當然，我們不可否認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但政府部門的環保意識應當得到相當的提升。我們的政府不應當讓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流于形式，不應當迷戀環境讓位與經濟的原則，不應當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貧困的農村地區，環境保護意識是必須深入人心的。在越基層的地方，法律法規對于人們的影響越是小。只有民眾從自我內心的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才能真正的開展各項保護措施。當然，其中也離不開當地政府的引導與支持。

　　日本模式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日本有這樣世界矚目的成績，一是近三十年來實施嚴格的科學的環境管理、從兒童到老人的全程環境教育和環境意識的不間斷提升的結果;二是由于日本在工業化建設初期就十分地注意進行城市環境保護的整體設計特別是污水處理方面;三是多年來在城市環境保護事業和基礎研究方面的大投入高產出的結果。 這都是全民環保意識的重大成果。

　　(二)法律法規的明晰

　　在前文中，列舉了不少關于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法律法規，但是里面的內容稍顯空洞。雖然，法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律的支撐，也難能實現公眾對于環境保護的有效參與。

　　法律法規條文中，需要將民眾參與的方式途徑做較為明確的規定，而非僅僅限于一種原則性規定。其次，對于侵害公眾參與權的行為的法律后果也應當予以明確。特別是針對公權力機關予以公眾參與權的侵害行為，應當規定嚴厲且明確的法律責任。再次，“徒法不足以自行”，對于具體規范的執行，不僅需要民眾的監督，更需要相關機關發揮其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