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指出，新時期以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存在著研究對象不平衡、經典化缺乏合法性與研究質量問題。認為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史新范式、加強原語研究，加強民族文學交流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新時期; 外國文學; 文學研究　文學職稱論文

　　新時期以來，相對于其他文學學科來說，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可以說是星光璀璨。然而，就外國文學總體狀況來說則可以用“失衡的彩色天平”加以概括。外國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外國文學研究這座“天平”顯得五彩繽紛。然而外國文學研究暴露出來的問題，諸如研究對象的不平衡、經典化缺乏合法性、研究質量不高等等早已使外國文學研究這座天平失去了它的平衡。

　　一、新時期以來外國文學研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

　　( 一) 研究對象極不平衡

　　1. 研究地域或國別的不平衡

　　新時期以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出現了一種極其令人擔憂的情勢，即外國文學研究的地域、國別與作家作品相當不平衡，甚至可以說是相當狹窄。這種現象早已引起了相關學者的持續關注。早在2004 年，周明燕[1]指出，東歐文學是我國當代外國文學研究中的一個盲點。他指出: “近年來，除了俄羅斯文學以外，國內東歐各國文學的研究幾乎陷入停滯狀態。國內各種外國文學教材中，東歐文學所占比例微乎其微。”2007 年，趙山奎[2]在分析《外國文學評論》雜志從 1987—2006 年所刊載的 1 482 篇論文后指出，這 20 年來，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在區域和國別分布上極不平衡。在區域文學方面，歐美文學研究占據絕對優勢。其中僅涉及歐洲文學的論文數量高達 788 篇，占分析總數的 53. 2%，非洲文學受到的關注則較少。從國別文學來說，涉及英美國文學的研究達 526 篇，占 35. 5%。法國、俄國、德國、日本、希臘、奧地利、印度、意大利等 8 國文學的研究論文分列 3—10 位。上述前 10 位的國別文學的研究論文總數達到 1 083 篇，占總量的 73. 1%。

　　2010 年，劉雪嵐[3]在對中國“十一五”期間外國文學進行總體性研究研究后指出: “然而研究的質與量的極其不對等，以及研究國別的驚人失衡。英美文學研究一枝獨秀，幾乎撐起國別文學研究的‘半邊天’，其他的法、俄、意、德、日等傳統文學‘大國’淪為‘小語種’文學。對北歐、東歐、大洋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的文學研究，相對冷落寂寥，鮮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問世。對有些國家，如丹麥、羅馬尼亞、伊朗、越南等，已多年沒有研究成果; 更有不少國家，如阿爾巴尼亞、智利、泰國、阿富汗，以及除了南非之外的多數黑非洲國家，對他們的文學研究幾乎就是空白。”新時期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的接受也顯示了同樣的情況。李衛華[4]對《世界文學》1987—2008年“中國作家談外國文學”欄目中提及的 466 位外國作家進行了分析。這 466 位外國作家總共被提及1 293 次，平均每位作家為 2. 8 次。從欄目的統計來看，新時期中國作家對外國作家、外國文學接受的主要來源是法國文學( 215 人次) 、美國文學( 207 人次) 、俄蘇文學( 201 人次) 、英國文學( 178 人次) 和拉美文學( 109 人次) 、德國文學( 58 人次) 、意大利文學( 35 人次) 。對于這些國家文學的接受并遠遠超過了對東歐文學( 28 人次) 和亞洲文學( 23 人次) 。事實上，《世界文學》“中國作家談外國文學”欄目中所涉及的這幾個主要西方國家的作家人次占據了總量的 53. 6%。

　　2. 研究作家及作品的不平衡

　　中國外國文學研究中，涉及的作家及作品研究同樣表現出不平衡的現象。趙山奎[2]指出，20 年間( 1987—2006) 共有 867 篇論文以具體作家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涉及到了 322 位外國作家及其作品，論文數量占載文總量的 58. 5%。其中涉及作家及其作品的論文數量達十篇以上的僅有 15 位作家，共計論文有 229 篇，占分析對象( 867 篇) 的 26. 4%。

　　他們是莎士比亞( 30) 、艾略特( 21) 、福克納( 20) 、海明威( 19) 、喬伊斯( 17) 、卡夫卡( 16) 、陀思妥耶夫斯基( 15) 、哈代( 15) 、歌德( 12) 、莫里森( 12) 、濟慈( 11) 、普魯斯特( 11) 、川端康成( 10) 、薩特( 10) 、托爾斯泰( 10) 。新時期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的接受情況也也大致如此。李衛華[4]的分析指出: 新時期中國作家對外國經典作家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艾略特( 英) ( 24 次) 、列夫·托爾斯泰( 俄) ( 21 次) 、莎士比亞( 英) ( 19 次) 、巴爾扎克( 法) ( 19 次) 、但丁( 意) ( 19 次) 、歌德( 德) ( 19 次) 、普希金( 俄) ( 19次) 、福克納( 美) ( 18 次) 、海明威( 美) ( 17 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 ( 11 次) 、加繆( 法) ( 9 次) 、薩特( 法) ( 9 次) 、瑪格麗特·杜拉斯( 法) ( 9 次) 、羅伯·格里耶( 法) ( 9 次) 、伍爾芙( 英) ( 9 次) 。

　　很顯然，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顯現了研究對象的極其不平衡性的特征。這種不平衡性，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視野的狹窄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甘愿臣服于西方文學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反映了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奴才”情結。令人擔憂的是，具有這種“奴才”情結的學者，在中國為數不少。魯迅說過: 中國自古只有兩種人: 求作奴隸而不得的人，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

　　3. 經典化缺乏合法性問題

　　“經典化問題”是最近幾年中國文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以至于洪子誠( 2003) 、李浩( 2006) 、王岳川( 2007) 、陳 定 家 ( 2008) 、王 峰 ( 2008) 、樊 星( 2008) 、賀仲明( 2008) 、陳眾議( 2010) 、吳元邁( 2010) 等許多知名學者都參與到討論中來。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經典化”問題進行了研究。

　　同時，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逐漸完成了自身的經典體系。“20 世紀外國文學的本土化傳播在經歷歷史沉積的基礎上，無論從規模還是數量上，均已完成了自己的經典化過程。”[5]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討論: 上面趙山奎和李衛華所列舉的以莎士比亞等作家為代表的少數作家是否就是外國文學研究在經典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經典作家或僅美英法等 10 多個國家是外國文學經典的來源地呢?如果這種論斷成立的話，那么，外國文學研究的現狀似乎告訴了我們答案是肯定的。而這些代表作家分別來自英、美、法、俄、德、意、愛爾蘭、奧地利等不足 10 個國家。當代世界總共有 2 000 多個民族，將近 224 個國家與地區。很顯然，外國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產生的經典僅僅只能說是西方文學的經典。

　　如果由他們來代表外國文學的經典顯然是不合法的。事實上，每個民族或者國家都會有本民族的文學經典。從民族與文化的發展與交流的角度來看，代表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精神與智慧的文學經典總有值得其他民族與國家借鑒的價值與放射開啟人類智慧的光芒。遺憾的是，很少有人愿意去花費心血與挖掘、發現其他多數民族文學的精華與智慧。陳眾議先生的告誡值得外國文學研究界深思。陳眾議( 2005) 指出“外國文學研究界應該從紛繁的喧囂與騷動中走出來，做一點實實在在的基礎工作。比如第三世界的文學，我們不僅知之甚少，而且事實上重視不夠”。魯迅早就說過，“我們的讀者并不是掌柜、酒客之流的勢利眼。許多年前，我們的讀者大眾，就一向不以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6]。許多年后，被文明國人看作落后的拉丁美洲，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也是勝利的。因為我們的讀者、世界的讀者并沒有因為生產國的“落后”而對她們的文學表現出任何輕忽。那么，北歐文學呢?東南歐文學呢? 亞非許多國家的文學呢? 作為研究者或者還有出版者，我們不僅知之甚少，而且是否沾染上了“掌柜、酒客之流”的勢利眼病呢? 又比如經典作家作品研究?”[7]4. 研究質量不高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在質量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研究資料的可靠性、研究方法的陳舊與嚴重的重復研究等方面。

　　外國文學研究涉及眾多民族、國別與語種。要提高研究成果的質量與真實性，需要研究者盡可能地深入閱讀和研究被研究者的原著或第一手資料。

　　然而，當前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者仍然以中文院系的教師和學者為主導。由于語言的限制，大多數研究者的研究資料是經過翻譯、甚至是轉引的資料。

　　翻譯作為一種再創造性活動，翻譯者或引用者出于主觀原因和自身理解力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必然導致原創作品的特色、風格和內涵被徹底改變。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這樣就降低了研究的權威性和可靠性。

　　中國的外國文學的研究方法趨于陳舊。在外國文學史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們似乎已經習慣于從創作源頭探索起，然后對每一國別、每一時期、每一作家的創作進行梳理，試圖描述在某一時期某一國家文學創作的特征，尋找出某一作家創作的主旋律，總結出某種文學創作的規律性，進而總結出某種文學創作的傳統，比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等。這種以文學創作和批評正向發展為視角來研究的方法，幾乎成為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的唯一方法。而文學思潮史研究方面，多數著作依然執著于歷史背景加流派分析輔以名家名篇選讀。文論史研究方面總體上以介紹性的教材類著作為主，缺乏獨到的個人洞見與深厚的睿智。

　　重復研究現象十分嚴重。劉雪嵐[3]指出，“十一五”期間，新編撰的外國文學史著作接近 40 部，雖然兼顧到專升本、藝術類、自學考試、干部培訓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等各個層面的需求，但是多數著作的編排體例和內容卻驚人地相似，都是從東方到西方，從古希臘到后現代，幾乎看不出專業和層次上的差異。而 29 部文論史著作的失衡則更加驚人，居然 28 部都冠以“西方”文論之名，只有北京師范大學劉象愚教授的《外國文論簡史》( 2005) 在書中最后兩章介紹了東方的文論。陳眾議( 2005) 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但在時下的學術活動中，我們又常常因為那些一窩蜂現象而感到痛心疾首。前不久，有人公布了一個驚人的數字: 各類中國文學史突破1 600種[8]。1 600 種，我們可以對這個數字的確切程度存疑，但絕對不會懷疑問難個中的有關統計。

　　因為稍加留意，誰都不難發現這一領域的重復現象。

　　我不敢說這許許多多的文學史都是贗品、水貨或低水平重復，但我敢肯定起碼其中的絕大部分純屬浪費，而且全世界決沒有第二個國家會像我們這樣浪費人力、物力和寶貴的時間。中國的外國文學重復研究現象反映了部分學者的研究能力的匱乏以及一種掩耳盜鈴者的自欺欺人行為”[7]。

　　二、走出外國文學研究困境的有效途徑

　　外國文學研究中暴露出來的上述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和單一原因形成的。這其中有著錯綜復雜的歷史原因與現實原因。就目前而言，我們需要通過建構外國文學史新范式、加強外國文學的原語研究與促進民族文學的良性交流等途徑來走出外國文學研究的困境，從而托起外國文學研究這座“失衡的彩色天平”。

　　1. 外國文學史新范式的建構是走出外國文學研究困境的前提。通過外國文學新范式的建構來解決外國文學研究的不平衡性問題與經典化不合法的問題。

　　作為國家的一級學科，外國文學并不是特指狹隘的西方文學。它應該包括四大洋、五大洲各個國家或者是各民族的文學。各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學都蘊藏者閃爍著本民族智慧與文化的亮光。它在照亮本民族的發展道路的同時，也能夠給其他民族帶來光芒。同時，可以重新審視外國文學經典。因此，我們需要徹底拋棄“西方文化優越論”與“西方民族高貴論”的錯誤觀念，徹底剔除“唯帝是瞻”或“唯西方是瞻”的“奴才”情結，更多地關住亞非拉等第三世界民族文學。只有“兼容并包”、“百花齊放”與“揚長避短”，才能夠更充分地吸取各民族文化之長，摒棄他民族之短，促進我國的外國文學的良性發展。

　　因此，在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史新范式過程中，需要不斷拓寬視野，加強對各民族文學的研究，而不分文學或文化的貴賤尊卑。

　　2. 加強外國文學的原語研究走出外國文學研究困境的有效手段。通過加強外國文學的原語研究來提高外國文學的研究質量。

　　相對于外國文學的譯語研究，加強外國文學的原語研究是增強外國文學研究的可靠性、提高研究質量的必要途徑之一。

　　外國文學的原語研究與譯語研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原語研究是直接對外國作家作品文本的研究。他的研究對象是第一手資料。因此，研究者能夠比較真實地了解與把握原著所謂風格與特色。而譯語研究是建立在翻譯的基礎上開展的研究。由于翻譯與研究都是再創造性的活動。因此，譯語研究是在翻譯的再創造性活動的基礎上進行的再創造活動。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語言特征的差異性與語言思維的不對等性的客觀存在性，必然導致研究的偏差。如高玉所說，“翻譯文學本質上是一種西方文學的中文讀本而不是西方文學本身。我們讀翻譯文學時總感覺像是在讀中國文學，覺得外國作家就是在用中文準備，就是在用中文進行表述。”[9]3. 加強小語種的學習與教育，促進民族文學的良性交流加強各民族、各國的文學交流是促進外國文學全面發展的基礎。為了突破我國以“外國文學研究”之名，而行“西方文學研究”之實的怪圈，政府與文學研究者需要不斷轉變觀念，促進中國與世界各民族、各國的文學交流。了解一個國家的語言是促進國家交流的前提。而掌握一個國家的語言是研究一個國家文學的基礎。目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向西方文學一邊倒的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是:相對于眾多小語種的文學，中國的翻譯者與研究者與對英、法、德、俄等大語種的掌握程度相對來說要高得多，從而可以獲得更多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研究資料。因此，國家需要不斷加大世界小語種的教學與教育工作。為中國文學研究者進一步加強與世界各國的文學交流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 周明燕. 當代外國文學研究中的一個盲點[J]. 外國文學，2004( 6) : 104 -108.

　　[2] 趙山奎.《外國文學評論》20 年: 關于刊物各項統計數據的分析[J]. 外國文學評論，2007( 1) : 146 -153.

　　[3] 劉雪嵐. 中國“十一五”期間外國文學總體性研究[J].外國文學研究，2010( 6) : 8 -12.

　　[4] 李衛華. 新時期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的接受: 一個統計學的視角[J]. 世界文學評論，2011( 1) : 288 -292.

　　[5] 張立群，王瑾. 20 世紀外國文學經典化問題[J]. 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6( 2) : 243 -247.

　　[6] 魯迅. 魯迅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59.

　　[7] 鄒建軍. 方法與方向: 當前外國文學研究的若干問題———陳眾議研究員訪談錄[J]. 外國文學研究，2005( 2) : 1 -7.

　　[8] 韓春萌. 直面 1600 部中國文學史[N]. 社會科學報，2005 - 01 - 13( 8) .

　　[9] 高玉. 論兩種外國文學[J]. 外國文學研究，2001( 4) :98 -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