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部農業可持續發展關系到統籌城鄉發展、確保糧食安全和“中部崛起”倡議的推進。 采用層次分析法等對中部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進行總體評價后發現，中部農業人口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資源環境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普遍不高，各個省份可持續發展水平也不平衡。 我們通過提高中部農業技術創新水平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提高農業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可持續性，培育新型農民，可以建立起農業人口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以及生態環境系統的協調機制，以促進中部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城鄉統籌發展;層次分析法;可持續性動態評價;農業技術創新;公共服務供給;

　　一、引言

　　20世紀 8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范圍內興起了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思潮，其核心思想是農業發展應該處理好農業經濟與人口、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 目前，我國學術界對于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評價的研究主要是通過選擇不同的評價指標體系或評價方法而進行的。

　　(一) 評價指標體系的選擇

　　許信旺認為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系統應該包括經濟、資源、環境、社會和人口可持續性五個方面[1];趙學平和陸遷采用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從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五個子系統對陜西省農業可持續發展進行了評價[2];何秀麗等認為應該從農業發展水平、發展效率、發展潛力以及綜合發展能力等方面對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進行評價[3];張爾升和王勇從生態可持續性、經濟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三個方面對海南農業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探討和評價[4]。 徐根興認為，可持續發展涉及可持續經濟、可持續生態、可持續社會三方面的協調統一[5]。

　　(二) 評價方法的選擇

　　許聯芳和劉新平運用層次分析法對湖南省主要縣(市)的農業可持續性進行了綜合評價[6];張麗等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評價了河南省農業可持續發展狀況[7];韓瑛等采用均方差確定評價指標權重對寧夏紅寺堡移民區 1999年至 2006年的農業生態安全進行了分析評價[8];文余源和鄧宏兵應用因子分析方法對湖北可持續農業發展能力進行了評價[9];崔和瑞運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類分析方法對河北農業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了綜合評價[10];孫艷玲和黎明運用層次分析法對四川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了評價[11];趙莉和王生林運用層次分析和綜合評價法對定西市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了評價[12]。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就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系統及評價指標體系來講，學術界普遍認為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系統是一個涵蓋人口、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的復雜系統，各地區必須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適合本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 另外，從已有的研究方法來看，多數學者采用了某區域一年的相關指標。 基于現有的理論研究，本文擬從動態分析角度選擇中部地區 2001年至 2010年的相關數據，運用主觀賦權和客觀賦權相結合的方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從而得到動態的綜合評價結果，以使研究結果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二、中部農業可持續發展動態評價指標體系及綜合評價方法

　　(一) 中部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現狀

　　中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農副產品生產基地，也是我國農業人口最為集中和“三農”問題較為突出的地區(中部地區農業人口多，人均耕地少)。 2009年，中部地區農村人均耕地僅為 0 141公頃，第一產業占全國的比重為 27 3%;鄉村人口占全國鄉村人口的比重為 28 84%，占中部地區總人口的比重高達 57 68%;中部六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 4793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153元);中部地區農村恩格爾系數為 42 50，高于東北地區和東部地區。

　　國家統計局 2011年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部地區第一產業所占比重為 13 03%，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 1%)、東部地區(6 30%)和東北地區(10 63%)，略低于西部地區(13 15%);糧食、棉花和油料產量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 30 6%、27 89%和 43 36%，除了棉花占全國的比重低于西部地區(44 33%)外，其他兩項均高于東部、西部和東北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 5509 62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919 01元)和東北地區(6434 5元)。

　　近年來，中部農業已經出現了不可持續的發展態勢，農業耕地表土流失，土壤肥力降低，土地生產力下降，下游河道、水庫淤積等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耕地生態赤字嚴重(1 8543hm2/人)[13]。 比如，農業大省河南人均耕地面積目前只有 1 22畝，是全國人均水平的 80%，是世界人均水平的 35%。 河南省耕地面積每年以 20多萬畝的速度在減少[14]。

　　(二) 中部農業可持續發展動態評價指標體系

　　中部六省中的大多省份是農業大省，因此，對中部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評價必須考慮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等多個因素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評價指標應全面準確地反映該地區農業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發展狀況。

　　為準確地評估中部地區 2001年至 2010年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動態變化，本文在設置各個具體評價指標時，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指向，根據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設計的基本原則和數據的可獲得性，在查閱大量相關文獻和借鑒相關研究結果的基礎上，針對中部地區的農業經濟狀況，根據各層次指標之間的相互隸屬關系，構建了中部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評價的層次結構模型，這一結構模型包含人口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資源系統和環境系統 5個一級指標，每個一級指標下設有二級指標，共 25個二級指標，具體如表 1所示。 這一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邏輯是：人口系統和社會系統持續性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分別下設 3項二級指標和 6項二級指標;經濟系統的持續性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設有 6項二級指標;資源系統和環境系統的持續性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分別下設 4項二級指標和 6項二級指標。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中部六省統計年鑒(2001—2011)和《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1)，部分數據參閱了中部各省歷年的《統計年鑒》和各地區歷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勞動力轉移人數”數據來自歷年《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每千農業人口鄉鎮衛生院床位”和“每千農業人口鄉鎮衛生人員”數據來自《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1—2010)。 部分指標的計算如下：鄉村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 =100 -鄉村文盲人口占 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勞均農業生產總值 =農林牧漁總產值/鄉村人口數，土地生產率 =糧食總產量/耕地面積，農村人均用電量 =農村用電量/鄉村人口數，單位耕地面積機械總動力 =農業機械總動力/耕地面積，人均糧食產量 =糧食總產量/總人口數，化肥使用強度 =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積，農藥使用強度 =農藥使用量/耕地面積，塑料薄膜使用強度 =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耕地面積。(三) 中部農業可持續發展動態綜合評價方法

　　層次分析方法在分析區域可持續發展方面已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實際應用，但由于層次分析方法本身存在主觀性過強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借鑒了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從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五個方面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層次模型，根據德爾非法，結合層次分析法來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 首先，本文通過咨詢具有實際經驗又有較深理論素養的農業經濟專家，將待定權數的指標和有關數據發給六位專家，請他們獨自給出各指標的標度值，根據回收結果計算各標度值的均質和標準差，將計算結果返回專家組重新確定標度值，重復以上方法，直到各位專家的意見基本趨于一致，以各指標標度值的均值作為該指標的均值，得到各指標的權重。 其次，把專家建議和層次分析方法有效地結合起來，利用數學方法計算反映每一層次因素相對重要性次序的權值，通過所有層次之間的總排序計算所有因素的相對權重并進行排序，并對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15]，保證所得權重分配合理

　　本研究采用直線型無量綱化方法將各指標值轉化為無單位的相對數(比重)，數值大小規范在

　　三、實證分析

　　(一) 人口系統可持續性動態評價

　　從表 2可以看出，2001年到 2010年各省份的人口可持續水平基本上呈現上升趨勢，但各省份人口系統可持續性水平有較大差距，人口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排序為山西(強)、湖南(中)、江西(弱)、河南(弱)、湖北(差)、安徽(差)，山西得分均值最高，其次是湖南、江西和河南。 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可歸結為四個方面：

　　第一，近幾年來，中部省份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外流到東部地區，人口大幅凈減少。 據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與 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 2 41個百分點，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人口所占比重都在下降，其中中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 1 08個百分點。

　　第二，山西省人口系統可持續性評價得分最高，主要是因為其鄉村人口所占比重較低。 筆者通過計算得到，2001年至 2010年，山西省鄉村人口所占比重除 2010年略高于中部六省平均水平以外，其余年份這一比重均低于中部地區平均水平。 山西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也表明，2000年到 2010年江西省人口凈增量減少了 39 93萬人。 另外，山西省鄉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也處于中部地區較高水平。

　　第三，湖南省人口系統可持續性評價得分較高主要源于其人口整體素質的不斷提高。 與 2000年相比，湖南省人口受教育程度顯著提高，全省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由2000年的2926人上升到 2010年的 7595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1177人上升到 1542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5708人上升到39528人。 另外，2001年到2010年湖南省鄉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均高于中部六省平均水平，這說明湖南省農村人口整體素質在不斷提高。

　　第四，安徽省人口系統可持續性評價得分最低，主要原因是其鄉村人口所占比重、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受教育程度水平在中部地區都處于落后水平。 比如，2009年和 2010年安徽鄉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別低于中部地區平均水平 8 59個百分點和 4 16個百分點;除 2010年外，安徽鄉村人口所占比重在其余年份均高于中部地區平均水平。

　　近幾年來，盡管中部各省份的人口可持續水平基本上呈現上升趨勢，但這主要受中部省份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外流到東部地區、人口大幅凈減少的影響。 隨著東部沿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大量農民工回流，中部農業將面臨巨大的人口壓力。 只有通過培育適合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型農民，延長農業產業鏈，增強農業內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才能夠從長遠角度解決農業資源與人口問題。一是要加強農村義務教育，加大對農業高等教育，特別是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勞動技能培訓，特別是培養農業實用技術人員和管理人才。 二是要積極創新返鄉農民工培訓模式，提升他們在農村地區的創業能力。 三是要大力發展農村非農產業，通過農業產業鏈的縱向和橫向延伸，不斷增強農業自身對于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三) 加強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提高社會系統的可持續性

　　一是加快中部地區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 應大力提高農村義務教育和基本醫療服務水平，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改善農村居住環境，不斷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二是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應加強中部農田水利建設，抓緊實施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作，加強耕地保護和土壤改良，推進農業機械化力度，增強農業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加強農村節能減排工作。 三是不斷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可以與政府提供的社會公共服務有效銜接，從而有助于減少農村資源的損耗和浪費，提高農業的生產規模和市場集中度，克服分散農戶生產對于生態環境的損害。

　　(四) 建立農村資源開發和生態環境預警機制

　　一是要加強對中部地區農業資源環境的監測，防止農業資源的過度開發引起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化。 二是要建立農業資源的生態補償和修復機制，通過稅收、補貼等措施避免城市化和工業化傾向對農業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三是要統籌農業人口、經濟與農村生態環境問題，促進農業人口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以及生態環境系統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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