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確保農業可持續發展，必須全面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運用稅收政策支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支持基礎產業發展、促進弱質產業提升、規避農業風險與不確定性的現實要求。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支持力度較小，亟須進行稅收制度的改革與完善，從而促進農業經營主體轉型，推進農業科技創新，引導社會與金融資本投入。

　　關鍵詞：農業供給側；供給側改革；稅收政策

　　目前，經濟發展步入“深水區”，農業發展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農業生產成本持續攀升，農業增效難度加大。在此背景下，要確保農業可持續發展，必須不斷優化農業結構，全面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水平與政府支持程度密切相關。為確保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順利開展，盡早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加快稅收政策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支持力度，實現稅收政策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駕護航的目標。

　　1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

　　根據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強化供給側認知和分析為核心，通過內在動力與外在動力的雙向驅動，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優化供給結構，實現供給與需求的有效對接，并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根據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邏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對標需求側變化，在供給側推進結構性改革，通過優化要素配置與提升創新動力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采取去產能、降成本、補短板等相應措施促進農業結構優化、農民收入增加、供給有效保障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等系列目標的實現[2]。

　　2稅收政策支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客觀必然性

　　2.1支持基礎產業發展的必然結果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處于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一方面，農業是安全的基礎。無論何時何地，農產品尤其是大宗農產品的供給都會對經濟、政治、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目前，我國糧食自給率已不足86％，無法實現農產品的完全自給。因此，黨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指出，要“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倡議，提高糧食產能，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要實現我國的糧食安全，必須進行農業轉型升級，實現農業現代化。稅收作為組織財政收入、調控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理應支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農業是其他產業發展的基礎與制約因素。縱觀我國經濟發展歷史可以發現，農業波動必然誘發工業及整個國民經濟的波動，對經濟和社會安全造成重大影響。有學者曾經提出“每一次經濟形式的惡化都是先從農業開始的，每次調整的成功都是以農業發展形式的好轉為前提，而農業波動又成為工業波動和整個國民經濟波動的基礎。”可見，只有農業發展，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才能形成良性發展態勢，在當前形勢下，唯有依靠政策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推動農業進一步發展。

　　2.2促進弱質產業提升的客觀要求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政策的強依賴，緣于農業的弱質性和小規模經營的弱勢地位。與第二、第三產業相比，農業效益低、風險高、受自然因素影響大，發展劣勢明顯。三個產業不能協調發展，必然導致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與不可持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有責任按照市場和政府的職能分工，對產業結構調整進行干預，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經濟增長。稅收政策是政府引導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手段，對存量資產的再組與投資主體的投資方向產生影響。因此，為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協調發展，采取各種財政政策促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政府的必然選擇[4]。

　　3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稅收支持政策存在的問題

　　3.1不利于新型農業合作組織的發展

　　目前，新型農業合作組織的稅法身份尚未明確。我國稅法并未將農民專業合作社視為專門的一類納稅主體，因而在稅收制度設計中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特殊性質。除了專業合作社外，股份合作社、專業聯合社等屬于哪類組織，稅法上也并未明確，導致新型農業合作組織既缺少專有優惠，也難享稅法的普遍優惠[5]。

　　3.2不利于農業科技創新

　　流轉稅方面，農業科技創新從基礎研究、應用開發到推廣普及，從資金來源到資產使用，從試生產到大批量銷售，流轉稅稅收支持政策較少；企業所得稅方面，對農業科技研發過程支持不足，對科技創新投資的引導與支持不足。現行稅收優惠政策有組織類型、規模效益大小等身份認定限制；個人所得稅方面，沒有專門針對農業科研的大力度個人所得稅支持政策。

　　3.3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發展

　　首先，針對農業產業化的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形式過于單一，主要是稅收豁免和優惠稅率，缺乏投資抵免、加速折舊、納稅扣除等間接稅收優惠形式，不利于農業、鄉鎮企業及涉農部門的投資增長和技術進步，也不利于農業生產基地的擴大及農業產業規模的提升。其次，農產品精深加工企業不僅享受不到稅收支持，還要承擔較重的稅收負擔。精深加工產品適用13％的稅率，若其原材料適用9％的進項抵扣率，就存在“高征低扣”問題，企業的增值稅稅負高于其他企業，這不利于調動企業進行自身提升，促進農業產業化的升級改造。再次，缺乏對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稅收支持政策，沒有及時出臺支持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最后，對農產品流通方面的稅收優惠不夠，沒有實現從種養、加工到銷售各個環節的全過程覆蓋和滲透[6]。

　　3.4不利于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現代農業

　　首先，缺少促進投資現代農業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相關優惠政策。其次，金融投資農業的稅收支持力度不足。再次，農業保險稅負偏高。以上因素成為現代農業資金供給不足的現實障礙，嚴重阻礙了農業的轉型升級。

　　4支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稅收政策優化措施

　　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應充分發揮稅收政策的乘數效應，促進農業高效與可持續發展。同時，運用稅收政策的導向功能，吸附更多社會資本與金融資本投入現代農業建設。

　　4.1促進經營主體轉型

　　首先，應允許新型農業合作組織自選繳納何種所得稅。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例，農民專業合作社不是普通企業，而是一種特殊的農戶聯合體，有純公益性和非純公益性之分。對純公益性農業合作組織，應當完全免稅；對非純公益性農業合作組織，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非營利性行為應當免稅，其營利性行為應當征稅，但可以讓農民專業合作社自選繳納企業所得稅抑或個人所得稅，并給予減免征稅的優惠。其次，應加大并落實新型農業合作組織稅收優惠，全面支持新型農業合作組織的發展壯大。包括扶持發展種糧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引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建立生產基地；培植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和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4.2推進農業科技創新

　　首先，要摒棄不合理的稅收政策因素，完善農業科技發展和成果轉化的稅收政策環境，鼓勵各類農業經營者成為農業科技創新主體。要改變以特定的企業及以企業的收入規模、效益為優惠對象的傳統做法，轉向不分所有制性質、經營組織大小，實行統一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中小企業、研發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農民個體投身科技創新和應用。其次，引導企業增加科技投入。包括進一步降低所得稅稅率、延長免稅期限；允許企業提取一定比重的農業科技發展準備金，準備金可以稅前扣除；對符合條件的農業科技孵化器、農業科技園區、農業高新技術企業給予一定年限的減免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稅收優惠；對農業高新技術企業的科技投資實行再投資退稅制度，即若企業將所得稅稅后利潤直接再投資于本企業農業高新技術研發項目，經審查批準后，退還其再投資部分已繳納的部分或全部所得稅。通過以上措施，鼓勵農業高新技術企業增加科技投入，自主進行技術研發與成果應用。再次，擴大農技推廣稅收優惠政策。通過免征個人和企業推廣技術的所得稅、企業技術推廣費支出加計扣除等方式，鼓勵企業與公益性基層農技推廣機構合作，支持“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協會）+農戶”等農業科技推廣合作模式。

　　4.3引導社會與金融資本投入

　　首先，要激勵金融資本支持農業轉型升級。對農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貸款業務可以享受所得稅優惠，優惠幅度可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情況不同而有所差別。其次，要加大稅收扶持農業保險發展的力度。對保險公司經營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可免征企業所得稅。再次，要鼓勵從稅前扣除農業風險巨災準備金，并免征相應稅負。除稅收政策外，政府還可以采取財政支出政策、政府采購政策等多種政策推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營主體轉型、推進農業科技創新、力促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引導社會與金融資本投入。通過以上措施整合產業鏈條，改造傳統農業，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馬瑩.新常態下農業轉型升級問題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6（4）：26-27.

　　［2］劉濤.實現助力農業轉型升級的財政稅收措施［J］.經濟研究參考，2018（11）：37-38.

　　［3］張茗朝，姜會明.吉林省農業產業結構優化的困境與對策［J］.經濟縱橫，2016（7）：74-78.

　　［4］錢娜.基于產業化導向的農業稅收政策研究［J］.農業經濟，2018（2）：93-95.

　　［5］劉海燕，楊士英.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野下農村金融的發展方略研究［J］.農業經濟，2018（8）：101-103.

　　［6］李萍.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7（18）：13.

　　馬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