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實施鄉村振興倡議的大背景下，解讀我國鄉村發展的本質內涵與階段性目標，并對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實鄉村振興倡議中的“不當行為”進行反思。現階段鄉村發展應順應農民發展訴求，不搞強制性“鄉村改造”；注重鄉村資源差異，不搞強制性“三產融合”；遵守鄉村變革規律，不搞強制性“人口轉移”；瞄準生態治理抓手，不搞強制性“面子工程”。鄉村發展的出路在于：重視對小農戶的服務，滿足農民生產生活訴求；優化農村宅基地置換機制，提升市民化建設水平；采取多元生態治理方式，提高生態環境治理的有效性；打擊基層腐敗，增強農民對政府的信任感。

　　[關鍵詞]鄉村發展；小農戶；城市化；市民化

　　一、引言

　　“鄉村衰落是現代化的必然代價”，這似乎成為世界各國難以避免的“現代化陷阱”[1]，發達和發展家都曾探索并實施過適合本國國情的應對措施[2]，從而促進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為城市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撐[3]。我國城鄉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半城鎮化”嚴重[4]，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滯后于城市化速度，從而引起農村社會“空心化”，致使“三農”問題愈演愈烈。進入21世紀以來，連續16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強調了“三農”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處于“重中之重”的地位，相繼制定并實施了統籌城鄉發展、新農村建設、城鄉一體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等宏觀倡議，旨在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統籌發展。鄉村發展是一個長遠的過程，與經濟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系，鄉村的穩定決定著整個社會的穩定。因此，對于任何倡議的實施都要從系統的角度出發，既要避免多方利益訴求下過于激進的“利益剝奪”行為，還要防止保守的復古思想。本文基于鄉村振興倡議實施的背景，從系統的角度思考鄉村發展的本質內涵，對當前鄉村建設已經付諸的“行動”進行反思，并從鄉村和城市兩個角度，探究村民的農業生產和生活出路，以及城市化在鄉村發展中的牽引作用。

　　二、鄉村發展的本質內涵

　　鄉村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和共同富裕，阻礙終極目標實現的根本原因是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辦法是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因此，要實現鄉村發展，把鄉村建設成宜居宜業的樂園，一方面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要提升城市化發展質量，讓更多的農民自愿進入城市成為市民。同時，要厘清鄉村發展的短期、中期與長期目標，深入理解鄉村發展本質與城鄉關系變化的特征。

　　（一）短期目標：緩解“三農”

　　現階段鄉村發展的目標重在緩解“三農”問題，即如何保障農民權益、農村穩定、農業安全。自1996年“三農”問題被溫鐵軍教授提出，到2003年“三農”問題被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學者和政府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進行了大量的國際比較、理論探討和經驗借鑒。然而，過度干預鄉村發展，忽視鄉村的實際情況和農民的發展訴求，不僅不利于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反而容易引起農民的抱怨，導致政府和群眾關系漸漸疏遠。

　　（二）中期目標：集聚發展

　　鄉村發展的中期目標是要實現兩個相對集聚：一是村落在空間上的相對集聚，二是人口向城市的相對集聚。兩個集聚發展到一定程度，“三農”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村落在空間上的相對集聚，促進鄉村公共服務水平的不斷提升。根據《鄉村振興倡議規劃（2018—2022年）》分類推進鄉村發展的要求，把鄉村劃分為四種類型：集聚提升類村莊、城郊融合類村莊、特色保護類村莊、搬遷撤并類村莊。其中，搬遷撤并類村莊發展就是要促進村落的空間集聚，呈現更多的集聚提升類村莊。鄉村發展并不是要求每一個村落都要生機勃勃，也不是要求每一個村落都要留住“鄉愁”，而是促進大部分資源枯竭型村莊將向資源優勢型村莊集聚。鄉村振興不但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更要有“智公移人”的智慧，對于生存條件艱苦、資源枯竭、沒有產業支撐、人口大量外流的“空心村”要人口遷移、撤村合并。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持續推進，城市化率不斷提高，村莊的數量減少，因此村落的相對集聚是鄉村發展不可逆的趨勢。

　　三、行為反思十九大報告提出

　　我國現階段鄉村發展要緊緊圍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針開展。對于的頂層設計需要結合實際，科學解讀，分類解析。我們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在貫徹落實政策的過程中沒有考慮農民的訴求和鄉村發展的實際情況，形式主義嚴重。我們認為鄉村發展不能搞強制性的“鄉村改造”“三產融合”“人口轉移”和“面子工程”。

　　（一）順應農民發展訴求，不搞強制性“鄉村改造”

　　農民生產生活的基本訴求，就是鄉村發展的著力點，也是鄉村改革的突破口。回顧我國的鄉村改革歷史，以滿足農民發展訴求為前提的改革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農業稅制改革、“村村通”工程、土地“三權分置”改革。這些改革解決了農民生活和生產方面的迫切訴求，釋放了生產力。鄉村改革要想深入農村、深入民心，切實發揮改革的政策作用就要順應農民的基本訴求。任何違背農民發展訴求，進行激進的“鄉村改造”行為，必然會引起農民不滿，社會不安。現階段農民最大的發展訴求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小農戶農業生產條件改善的問題。二是農民進城后如何妥善處置鄉村集體財產的問題。關于小農戶農業生產條件改善的問題，當前小農戶生產基本告別了對體力的依賴，新的生產問題是勞動力替代成本過高，農戶抵御自然風險的能力低，農業社會保險廣度和深度不夠，生產缺乏技術指導，等等。關于農民進城后如何妥善處置鄉村集體財產的問題，農業人口市民化后宅基地、耕地以及其他集體財產如何補償的政策還不明確，導致農民進城定居后依然不愿放棄農村戶口，一方面導致鄉村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積極性。

　　（二）注重鄉村資源差異，不搞強制性“三產融合”

　　注重鄉村資源差異，因地制宜發展鄉村產業，不搞強制性“三產融合”。不難發現，已經實現“產業興旺”的村落幾乎都是依靠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非農產業為支撐，大部分村莊的發展模式不可復制。鄉村產業發展資源十分局限，“三產融合”發展要審慎思考，防止地方政府以傳統的方式招商引資，盲目跟風。鄉村產業的發展受制于資源稟賦、地理位置、商業文化基礎等因素，需要因地制宜地引導鄉村產業發展。根據鄉村資源稟賦和區位特征，鄉村產業發展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幾種類型。

　　閻世平，周曉光，龔大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