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戶是我國農區的微觀經濟單元，是農業技術采用的行為主體。以農戶為對象的農業技術擴散采用行為的研究對于誘導農戶行為、提高農業技術的采用效率、促進農區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應用價值。從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研究內容3個方面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總結評述最新進展和特點，并在此基礎上對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研究趨勢進行展望，希冀有助于推進國內對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深入研究，進而為促進農業技術擴散與推廣、提高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提供參考。

　　關鍵詞:農業技術擴散;農戶行為;進展與趨勢

　　0引言

　　我國農業科技貢獻率(57%，2012年)遠低于發達的水平(70%～90%，2012年)。提高農業技術的創新水平和推廣效率，促進農業科技在農戶層面的開發與運用，加大農業科技對“三農”的貢獻，是推動我國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課題。2012年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我國已進入全面依靠科技進步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在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實現農業持續穩定發展，長期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其根本出路在于科技。科技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關鍵在推廣。

　　1.國外農戶技術采用行為最新研究

　　1．1研究視角

　　1．1．1從采用行為的研究轉向采用結果的研究。該視角的轉變主要是由歐美的農業補貼政策引起的。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鼓勵農戶采用農業環保技術，歐美制定了相應的農業補貼政策。實施初期，農戶只要采用農業環保技術，政府都會給予農戶一定的補貼，然而最終取得的生態效益沒有達到歐盟的“綠色標準”。因此，由此推動了研究者對已有研究范式的思考，進而轉向采用結果的研究［3－5］。如FiBL［6］認為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減少農業生產對環境的影響，建議依據采用結果來支付補償。Kaiser等、Matzdorf等對德國勃蘭登堡草原地區的農戶采用保護性耕作技術進行了案例研究，表明以結果為導向的補貼政策有助于提高農業環境計劃的實施效果，即提高了農戶技術采用效果［7－8］。Tech-en等［9］在全球變化科學會議的報告中論證了以結果為導向的政策可提高農戶采用低碳環保技術的效果，將會減少德國農業氮排放。Burton等［10］在歐洲農業環境計劃的背景下，首先論證為什么我們會考慮使用以結果為導向的計劃，然后概括了兩個關鍵的領域問題:一是農戶采用風險的增加，二是開發監管指標難度的增加。最后基于3個尺度(以結果為導向的支付比例、支付的靈敏性、計劃/支付的可持續)提出一個理論框架來驗證以結果為導向的效果。

　　1．1．2從靜態研究轉向動態研究。Bell和Ｒogers認為農戶技術采用行為實質上是一個動態的心理過程，包括認知、興趣、評估、試驗、應用5個階段，不應只對其中某一個階段進行分析，而應對整個采用過程進行動態的追蹤研究［11－12］。近年來，國外學者已利用長時間序列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如Leggesse等［13］研究了隨時間改變的變量和不變的變量對埃塞俄比亞農戶技術采用效率的規律作用。Francisco等［14］利用西班牙干旱地區30多年的調查數據，研究了賽古拉盆地(坎德卡塔赫納灌溉社區)的農戶采用滴灌技術的動態行為過程。

　　1．2研究方法

　　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研究的新方法不斷涌現。為改變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研究的特征、比率分析和影響因素的傳統范式，許多學者都在積極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19］。如Brocke等［20］基于國際育種項目，以西非布基納法索西部地區幾內亞種族兩個村莊的農戶為研究對象，利用參與性農戶評估法(PＲA)研究該地區農戶采用高產高粱技術失敗的原因，結果表明國際育種項目失敗的原因是沒有充分考慮農戶的需求和偏好，也沒有考慮當地農作物生長所需的條件。Balmann［21］結合元胞自動機模型模擬了農戶經濟決策主體在農業生態系統中的最佳行為。Berger［22］利用主體空間模型對智利不同農區的農戶社會空間相互作用進行了仿真模擬，獲取一個能夠更好地理解技術創新擴散過程和資源利用變化的途徑。Mohapatra［23］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印度奧里薩邦200戶采用甘蔗種植技術的農戶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戶受教育程度與采用甘蔗種植技術具有正相關性。Francis等［24］運用期限分析對澳大利亞南部地區農戶采用免耕技術的決策行為進行了時序研究。Michael等［25］利用1981—2008年愛爾蘭地區農戶加入和退出有機部門的面板數據模型，對農戶采用有機農業技術與否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較多農戶為規避風險而不愿采用有機農業技術。Davis等［26］從農戶理性行為理論中提出技術接受模型(TAM)，認為該模型是一種用來解釋在不同環境下經濟決策主體技術采用意愿的理想模型。Venkatesh等、Lee等認為TAM模型簡潔、有效地描述了外部變量、有用感知、易用感知和信息技術等之間內在的邏輯關聯，提供了一種能夠有效解釋信息技術接受行為的方法［27－28］。而其他方法如標準傳播模型和實物期權投資模型也得到了相應的運用。

　　2.國內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研究特點

　　2．1研究視角

　　國內多數研究仍停留在對農戶行為的靜態分析、單一技術采用的比率分析和影響因素分析、農戶個體行為的分析上。但是，目前一些課題研究組在某一特定地區進行了較長時間的動態研究，弄清楚了特定區域農業技術擴散的類型、系統、時空規律、動力機制，并在農戶技術采用效率、農戶技術需求意愿和農戶采用行為差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需進一步強化深化。

　　2．2研究方法

　　自2000年以來，國內的研究方法與之前相比，有了長足的發展，已從最初定性分析轉向定量研究、案例研究。一是探明了農業技術擴散環境對農戶采用新技術的影響。首先在對農業技術擴散環境影響因子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分別從自然環境條件、農業科技信息、農業生產效率、農戶文化素質等方面選擇因子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特定研究區域進行量化評價，之后選擇典型樣區進行深度調研。通過區域技術擴散環境與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關聯分析，明確了技術擴散環境影響對農戶行為的作用機制與方式，并探索如何營造良好的農業技術擴散環境，將農戶連接到更廣泛的技術體系中形成主體間的社會網絡，通過學習、示范、追趕等效應促進農戶采用新技術，加速農業新技術在地理空間上擴散與蔓延。二是通過案例分析法，研究農戶對不同技術供給模式的行為響應，并從農戶微觀視角揭示現有農業技術供給模式的弊端，探討如何采取更為有效的措施以提高農業技術供給與采用效率。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利用的方法主要有實證分析法和行為分析法，而以實證分析法為主，行為分析法正處于起步階段。

　　3.國內外研究比較與評述

　　通過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梳理，發現國內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較多是在借鑒國外研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雖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與國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相對國外而言，國內研究起步較晚。國外的研究起始于20世紀初期，而國內主要受建國后以生產隊形式的集體生產方式的影響，從而致使農戶對技術需求的意愿較低。加之后來“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國內科研活動幾乎處于停滯階段。真正專注對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研究，是在全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戶個體的技術需求出現了端倪，并通過市場行為表現出來。因此，國內研究在時間上晚于國外將近70～80年。二是宏觀政策制度對農業重視不夠，造成科研主體從事農業研究的熱情不高。長時間以來受國內“重工輕農”倡議思想的影響，雖農業科研投入具有很高的收益率和回報率，但農業科研投資無法得到大幅度提高［79－80］，而當時盛行的主流思想普遍認為農業是一個冷門領域，大多青年學者對之頗為“感冒”，以上多重環境造成了農業科研資金匱乏和研究人才缺乏。因此，國內的政策制度導向和農業科研環境致使國內研究落后于國外。

　　4.研究趨勢及展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業技術推廣仍沿用“自上而下”的擴散模式，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和農業科技貢獻率遠低于發達的水平。我國在提高農業技術創新水平和推廣效率、促進農業科技在農戶層面的開發和運用、加大農業科技對“三農”的貢獻的研究中正在探尋一條“破冰之路”。因此，全面、深入地總結已有研究成果，構建研究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理論和方法，成為極其重要的學術命題。我國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研究將面臨以下6個方面的轉向。

　　(1)研究角度轉向。農戶技術采用行為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應脫離靜態研究范疇而進入到動態研究領域。農業技術擴散并不是沿著現有既定的模式進行的，與此同時，隨著農戶知識的累積和信息的增加，促使技術擴散與技術采用處于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中，因此，要全面掌握農戶認知、評估、決策、采用、反饋等機理過程，就必須從動態視角出發，對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整個過程進行全程追蹤研究。

　　(2)研究方法轉向。農戶是一個弱勢的群體，研究農戶群體的行為特征，應考慮農戶的感受與思想的變化，強調多元化的存在，如果沒有思想的變化就沒有分享的過程，不承認農戶自有的知識，就不會站在農戶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因此，對農戶技術采用行為的研究，應在參與者與研究者角色之間頻繁轉換，在數據獲取方式和數據處理方法上應打破傳統，選取適宜的、科學合理的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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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冬平，李同昇，于正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