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地特色農業的發展是帶動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是實現脫貧攻堅的一條重要措施。但在發展山地特色農業的過程中，由于經營主體的不同，產生的具體結果也有明顯的差別。本文就不同農業經營主體帶動農民增收的文獻進行了相關梳理，并得出需要進一步通過調研來明確不同農業經營主體所發揮的作用問題。

　　關鍵詞：農民增收;農業經營主體

　　引言

　　張家界市人大常委會在2018年的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優化和整合茶葉品牌資源、培育“張家界茶”公共品牌的輿論，規范“茂燕樹莓”茶業的管理。

　　案例一

　　2017年1月，桑植縣官地坪市鐵石村張鵬飛成立了桑植縣中草藥種植專業合作社，推廣覆盆子茶。當地村民參與“公司+村集體+村民”模式，村民參與達到60人。合作社以保護價格收集新鮮葉子，保證種植漿果茶的村民的收入。截至2017年3月，他的合作社已經驅使65名村民開發了237英畝的覆盆子茶。實現了同年增加每畝1000元收入的目標，成功使130多人擺脫貧困，生活得到了保障。

　　到2018年，覆盆子茶的種植面積進一步擴大，達到180戶450畝覆盆子茶，其中112戶貧困。在采茶季節，人均月收入超過1000元，年收益達到6000元，成功導致98人脫貧。此外，合作社還每年為村里沒有勞動力的村民實行免費紅利，每人每年約5000元。

　　案例二:

　　梁水口鎮李家莊人彭沖于2015年成立張家界奔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與云南楊祖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奔奔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了覆盆子茶產品收購和銷售倡議協議。實現“連連市場，下一個村民”的生產，供應和銷售一條龍服務。為充分發揮示范效應和銷售優勢，公司將在沙塔坪鎮建設占地5000畝的覆盆子茶加工廠。完成3000多平方米的GMP車間建設，統籌全縣各基地覆盆子茶的初加工和銷售，樹立品牌效應。

　　公司為村民，特別是貧困戶調動了610畝土地，主要是每畝每畝50元。不僅可以有效利用閑置的荒山，還可以使村民獲得一定的收入;在基地，工人的工資為每人每天70元。據統計，公司2016年和2017年支付工資103萬元。

　　三年來，基地生產了5000公斤優質成品防霉茶，實現產值500多萬元，直接惠及貧困人口712人，安置62名貧困人口穩定就業。

　　通過以上案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在十八大以來，全社會在對農村的巨大投入來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

　　一、發展山地特色農業增加農民收入是實現脫貧攻堅的重要工程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目前已經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8年以來中國首先實施了農村改革，逐步將原有的基于生產隊的三級管理體制轉變為基于家庭承包經營的基本農業管理體制。經過對農業生產體制的改革，中國農業在過去40年取得了實質性發展，基本滿足了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需要。農村農業農民的面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的整體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城市收入相對于農村收入較高，就業機會相對較大。而農業產值相對較低，城鄉收入差距較大，農民在農村面臨增收的困難，越來越多的農民在城鄉之間流動。據統計，僅十八大以來的五年間就有8000多萬農業人口成為城鎮居民。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伴隨著土地棄耕，農業副業，農業老齡化和農村空心化等問題。

　　黨的十九大關注黨和國家的事業，提出了農村振興倡議。農村振興，工業繁榮是重點，工業繁榮的微觀基礎是新農業管理實體的發展。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將農業各種要素進行集約利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規模經濟，通過改革壓低制度成本，釋放農村發展的活力。2012年底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新的農業管理實體的培育。2013年，中央““鼓勵和支持將承包土地轉讓給大型專業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并開展各種形式的中等規模經營”。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培育新的農業企業實體，發展各種形式的規模經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推動家庭管理，集體管理，合作經營，企業管理等農業管理方式的創新。

　　隨著國家關注度的不斷提高，中國新農業經營實體的數量不斷增加。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公報，截至2016年底，工商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總數為179萬。其中，農業普查在農業生產或服務的基礎上登記了91萬農民合作社。種植規模和牲畜出欄頭數的標準劃分，全國共有398萬家規模農業經營戶。其中，東部地區有村民119萬戶，中部地區有86萬戶，西部地區有110萬戶，東北地區有83萬戶。

　　二、山地特色農業研究相關動態

　　人們普遍認為，世界山地農業的系統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1968年國際地理學聯合會成立的 “山地生態學委員會” 它已成為山地農業系統研究開始的重要標志。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全球環境與發展會議的主要決議中，第21章，“21世紀議程”“脆弱生態系統管理 - 山區可持續發展” 它致力于山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版的“山地環境”一書系統地，邏輯地總結了山地國家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并標準化描述了山的定義，山的特征和獨特性。隨后，聯合國將2002年定為國際山岳年(IYM)，這使國際社會特別關注山區農業經濟問題。

　　國外對山地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比較少，主要是由于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程度較高，其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和非農產業中，山區人口分布較少，該地區的經濟和工業在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中不那么重要。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旅游和休閑產業的發展。

　　日本，奧地利，瑞士等少數山區發達國家在山地農業的開發和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以日本為例，日本山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70 ，日本對山地農業開發和發展的主要經驗有： 政府給予財政補貼用以支持山區半山區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并根據其山地的陡坡度和緩坡地兩個檔次的土地生產條件差異，通過直接補貼向村民提供補貼和支持;通過制定優惠政策，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維護農村地區的年輕人，同時吸引新的農業工人進入農村發展。

　　其他發展中國家山地農業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值得學習。例如，尼泊爾和坦桑尼亞政府通過山地旅游和山地生態農業吸引了數千名游客;在泰國北部的山地園藝公司生產花卉;肯尼亞山和乞力馬扎羅山的小村民使用他們獨特的農產品來生產咖啡。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不僅是一個典型的人口大國，也是一個農業大國，也是一個多山的國家。據統計，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區占全國陸地面積的69%。中國山地區的縣級行政區數要占全國的2/3，人口和耕地分別占1/3與2/5，糧食占1/3[ ]。山地農業在中國農業發展中發揮著不可磨滅的巨大作用。

　　1983年，“山地研究”雜志的正式出版標志著中國山地研究新的發展時期的開始，也反映了政府對山地研究的重視。2006年8月，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中國山地綜合發展委員會(CNICIMOD)。該中心將山區開發作為其綜合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加了山區農民的收入，使其收入來源多樣化，農業和農村收入多樣化。

　　面對中國山地農業的發展，學者們提出了許多觀點，主要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土地流轉，擴大優勢產業(謝曉輝等。2006年，村民在山地農業組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杜強等，2012)，并在山地農業發展中建立人力資源支持體系(馮春燕等。2013年)，發揮“政府手”，緩解山地農業的脆弱性(張盼春等，2013)等。這些建議對我國山地農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關于新型經營主體

　　舒爾茨(Schultz，1973)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于農業的快速穩定增長，但傳統農業沒有快速穩定增長的能力。Christiaensen(2018)討論了農業發展對減貧的重要性，如何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財政部門投入增長來促進農業發展以達到減貧效果。研究表明為促進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的公共投資，提供資金的不同機制(融資、稅收或補貼)可以對貧困產生廣泛不同的影響。大多數外國學者將各國開發的農業管理實體劃分為企業經營農場，兼職村民(副業村民)和合作社(合作經濟組織)。從生產關系和管理方法的結合，企業管理的農場分為兩種類型： 家庭農場和公司型大農場。VANDERENG，P.(2006)比較了二戰前爪哇和日本農業生產。針對農業生產的盈余問題，作者認為，不同的經營制度對農業生產盈余的影響相同，對農業投資產生的成效亦不同。

　　張根忠和黃祖輝(1997)認為，小規模的生產導致勞動力，種子，肥料和農藥等多種生產要素利用不足，使用效率降低。勞動力由于缺乏專業化分工而降低了勞動效率。農民在出售農產品和購買生產資料過程中承擔了過高的交易費用。村民小規模經營是制約農業經濟效益的重要因素，人們認為，農業穩定發展的重要途徑是走規模經營之路。

　　張曙光(2010)基于通州、寧陽、崇州等地市的案例，認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規模化經營轉促進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它改變了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走上了集約化，工業化，標準化的發展道路。傳統農業的產業結構往往是單一的發展，主要是糧食的種植。

　　萬寶瑞(2014)認為，新農業經營的主體是現代農業的生產要素，包括集中土地，大型農業機械，資本，商業思想和市場意識。它是現代農業發展的主力軍，是現代農業建設的領導者。并基于甘肅等省發展山地農業的調查，認為只有把山地農業建設成為一定規模的產業體系，才能大幅度提高農業比較效益，使農業真正成為富民產業。

　　不同類型的新農業企業實體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一)關于家庭農場

　　翁玉林(2009)大規模租賃土地供普通承包商進行大規模生產，可以進行集約化經營、機械化生產從而形成規模經濟同時普通承包戶通過土地流轉獲得一定的租金，并安心外出務工獲取勞動報酬，減少種糧的機會成本。

　　根據江蘇省的調查，孟飛(2015)擁有龐大的專業農場家庭和1532萬畝土地，已成為中等規模經營的主要形式。根據調查，從事家庭農場的經營者中有78.9人是鄉鎮人，主要是返鄉農民工，畢業生返鄉，以及當地成功人士。家庭農場的盈利能力明顯高于普通村民，其中大部分都可以達到或超過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

　　(二)農業專業合作社

　　小秦和李建平(2015)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中國弱勢群體的互助合作組織，代表著農民的根本利益。在解決小農分散經營困難，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規?；?、農民組織化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馮健(2016)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作為弱勢的“小生產者”為了在強大的“大市場”中獲得競爭能力，它是一個自愿聯合的非營利組織“與其成員一起提供與農業生產和管理有關的技術和信息等服務”，例如聯合起來的村民購買的原材料、服務和出售的產品，因“量大從優”，既提高了自身的談判地位，又提高了市場競爭能力，提高了產品質量和安全。合作起來之后，還可以分工合作，讓專人負責，從而通過合作社能為村民提供廣泛而優質服務，包括市場營銷、技術和信息等等，并且更易爭取到政府扶持和發揮政府政策效應。

　　(三)農業企業

　　蔣開生等實施品牌倡議，開拓市場，增加市場份額，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產品生產力和質量。農業企業的發展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龍頭企業主要從農產品增加值和保護價格的基值購買農產品，促進農業結構調整。擴大農民就業，促進農產品流通和農村二，三產業發展，有效提高了農民收入。

　　王愛群和郭青海(2008)認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競爭力與農業產業化的整體發展有關。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對龍頭企業競爭力研究的經濟和社會意義遠遠高于對龍頭企業競爭力的研究。龍頭企業的十大競爭力是山東，內蒙古，東北，廣東，河北，江蘇，天津和河南。它們都是傳統的農業大省(區)，或者是經濟發達或較發達的省(市)。

　　(四)以新農業經營主體論述學者對農業產業發展的看法

　　劉鳳琴(2006)以東北農村為例，發現土地規模經營規模與單位產量無關，借助世界銀行對肯尼亞農場的研究，巴西及印度的案例，以及我國國內部分學者的調查研究，認為這個經驗是可靠的。因此，僅僅從生產的角度考慮促進大規模土地管理的政策是不夠的。

　　何雪峰(2011)在安徽省繁昌縣培育新農業經營實體的實踐中發現，新農業經營實體的規模經營，不僅收益率低于自養農民，而且應對農業風險和獲取利潤的能力嚴重不足。并根據在安徽的調研得出，土地大規模流轉給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于糧食生產、農民增收、農村基本秩序維護都是不利的結論。

　　徐家宏(2012)根據河北省某村進行的調查，認為如果規模過大，就不可能集中耕種，使用機器，雇用更多的工人，土地投資成本必然會增加，人們還認為，主要利益關系是土地，村莊的主要社會關系，中農中間部分的中等收入可以避免放棄，同時使土地利用效率最高

　　孫新華(2013)根據對五省六地的調查，發現在各地普遍存在的強推土地轉讓后，村民被迫進入強制商業化進程。在勞動力商品化過程中，村里很多一半的勞動力很難在勞動力市場上實現再就業，但消費品的商業化提高了家庭的貨幣支出。這兩方面的壓力導致大多數村民遭受市場化，尤其是弱勢老年人。

　　馮曉(2015)基于對渭南屏南鎮農業管理主體培育和農業治理轉型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過分強調“大戶型”。過快的推進規模化經營，不僅降低了傳統村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農村中不適宜外出打工人群的勞動力資源浪費，同時造成很多想種地而不得種地的農民群體，由此產生了很多隱性的矛盾和對抗。同時可能導致政府被經營大戶形成的利益聯盟所綁架，財政由此背上巨大生產和社會包袱。

　　趙曉峰趙祥云(2018)認為，新農業經營實體的發展加快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速度。它加劇了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趨勢，改變了基本農村管理體制中的“分化”主題。“統一”的功能被忽視，呈現出復雜的發展態勢。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于采取相應措施促進山地農業發展取得了共識，但在具體操作中，由怎樣的經營主體來帶動發展存在較大分歧。本次調研著重就這一問題，結合細砂坪村不同農業經營主體對當地農業發展的帶動作用進行調研，試圖在實際情況下考察新農業企業對當地農業的推動力，并就這些結果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

　　通過了解調研地發展山地特色產業的自然條件和農作物演變的歷史原因，分析莓茶種植失敗的原因，為現代農業快速發展探索一個切實可行的管理模型。

　　結合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前后的效果，以及通過該手段對比分析不同經營主體下推動當地特色產業發展對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的影響。

　　通過這次親身實踐，關注現實，深入社會底層，發展特色產業進行深入調研，對當地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我們作為當代大學生的社會角色，加強大學與基層之間的聯系。

　　四、研究意義

　　有利于了解細砂坪村自然歷史條件下莓茶產業發展基本情況和當地政府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莓茶產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的相關舉措并以此為切入點了解我國山地特色農業的發展情況。

　　有利于了解近年來中央提出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政策措施在村一級的具體落實情況，對當地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效果進行評估。并通過對不同地方商業實體的比較分析，結合當地行業現狀分析的原因。

　　有利于豐富小組成員的實踐閱歷，開闊視野，提升團隊協作和實地調研能力，同時培養我們作為當代大學生的社會擔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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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忠 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