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封建社會農民賦稅負擔的規律是封建社會隨著歷史推移和朝代更替，農民賦稅負擔總體上是曲線上升的，每一個封建王朝的農民負擔基本上是直線上升的。農民賦稅負擔的最低點總是在每一個封建王朝的前期，也就是剛剛建朝的時期;其最高峰出現在后期。當農民負擔達到最高峰的時候，接踵而至的便是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凡是統治者體恤民情、輕徭薄賦的時候，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而當統治者不顧民情、隨意亂收的時候，則社會混亂，經濟蕭條。基于此，文章就唐宋農業賦稅增收與朝代更替的關系進行分析。

　　關鍵詞：農業;賦稅增收;朝代更替;關系

　　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以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為主導的農業生產模式對自然環境有天然的依賴性。為了鞏固農業生產，維護國家統治，我國封建社會形成了以“重農抑商”觀念為核心的農耕思想。當遇自然災害而導致農業破產時，統治者清晰地意識到安富恤窮、恭儉愛民的重要性，往往戒奢寧儉、輕徭薄賦[1]。其表現在唐宋明君和有志之士采取一系列賑災撫恤措施救助災民上，包括減免農業賦稅、以工代賑、以富濟貧以及利用手工業和商業帶動農業產銷實現最小化農民損失。唐宋統治者在反思前朝繁重的賦稅徭役、不可抑制的土地兼并基礎上，越發重視農業生產。在旱災、水災、病蟲害等農耕災害面前表現出愛民如子、安富恤窮、廣系天下百姓、恭儉愛民的君王形象[2]。從古至今，人類在自然災害面前顯得尤為弱小和無助，統治者自知無法避免自然災害的發生，比較理智地制定并采取減免農業賦稅的政策措施，認識、總結災荒的發生規律，抵御災荒的影響。

　　1唐宋荒政

　　貞觀之治唐太宗就是勤政愛民的代表，他將賑濟災民放在執政伊始頭要關注的政務。貞觀元年，他發布詔令：“輕徭薄賦，務在勸農，必望民殷物阜，家給人足。”唐太宗反思隋朝末年隋煬帝覆亡的重要原因是橫征暴斂破壞了社會和諧，激化了階級矛盾，從而引起農民暴動[3]。唐太宗就采取輕徭薄賦、藏富于民的政策，鼓勵務農，創造出了歲豐年稔、春耕秋收的繁榮景象。唐太宗得知全國多處遭遇自然災害后，當即派官員赴受災現場，詳細詢問、統計受災情況和損失數量，以備國家及時調派補助，“河北燕趙之際，山西并潞所管，及蒲虞之郊，豳延以北，或春逢亢旱，秋遇霖淫;或蟊賊成災，嚴凝早降。有致饑饉，慚惕無忘。”于是派遣當時的中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魏征等人，“分往諸州，馳驛檢行。其苗稼不熟之處，使知損耗多少，戶口乏糧之家，存問若為支濟，必須詳細勘當，速以奏聞。待使人還京，量加振濟”[4]。貞觀之治興于唐太宗，正所謂上勤下順，強將手下無弱兵，各大官員同樣功不可沒。宋太祖對農業生產方面尤為重視，每年必發詔令關心農民生活和生產。其中對受災地區農民實行寬容的賦稅制度，并時常派遣官吏下鄉體恤民情，對克扣賑災物資、遇天災而強收賦稅的官吏深惡痛絕。雍熙元年(984)，有地方官吏上奏說：當地遇災，二十畝以下請求免稅的人很多，希望不要接受這種要求。宋太宗則認為：“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不及矣。災滲稅，政為窮困，豈以多少為限耶!”為了防止下屬不能貫徹這一指示，他特地下令：“自今民訴水早，勿擇田之多少，悉與檢視。”宋朝，經濟繁榮，社會發展水平高，大大小小官吏機構冗雜，雖出現像宋太祖這樣的明君，但“爪牙”貪贓枉法之事屢禁不止;遇災不采取輕徭薄賦而照常收稅，致百姓正常生活于不顧，實為尸位素餐。

　　2商品流通與價格變動

　　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賑災撫恤政策多樣，利用好供求關系調配災糧一方面減少朝廷賑災壓力，另一方面維護商品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災荒的發生，往往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造成毀滅性影響，糧食作物在不同季節和不同地區產量下降迅速，因市場規律導致價格急劇上升，對農民來說不能滿足基本飽腹，反而對商人來說是利用價格規律謀取利益的好時機。他們往往采取收集大量剩余糧食，集中存放，待價格漲高，再拋售生活必須口糧的方式來獲豐厚的利益。大多數開明統治者面對這種情況時，往往用強硬的政治手段抑制糧價上漲，這是中央集權國家慣用的措施，雖然直接、有力，但負面影響不容忽視：商人因無利可圖不再供應糧食商品，導致剩余糧食留滯在田地里，缺少中間流通的渠道，災民自然無法獲得口糧，最終造成包括糧食在內的商品滯留。

　　3荒政借鑒意義

　　唐宋統治者意識到合理的農業賦稅制度和賑災救災、體恤民情的措施利于農業生產、國泰民安，維護王朝統治，促成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兩宋繁榮的局面。封建社會思想家同樣重視荒政，一般出于以下幾個原因：1)荒政是維護封建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2)荒政是保證農業再生產得以延續的必要措施。3)荒政是減輕農民受災損害的有效手段。中國古代農業賦稅思想發展中爭論比較激烈的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征收的標準，相當于今天的稅率，二是征收的依據，也就是征稅緣由。事實上，凡是統治者在發生自然災害時頒布合理的荒政，體恤民情、輕徭薄賦，則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而當統治者不顧民情、狂征亂收的時候，則社會混亂，經濟蕭條。

　　參考文獻：

　　[1]賀璐璐.《二十四史全譯•漢書》商榷三則[J].新西部(理論版),2015(9):81+72.

　　[2]夏菁.《農政全書》的編輯特色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17.

　　[3]劉軍軍.《冊府元龜》考述[J].圖書館學刊,2017,39(7):13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