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立高校職稱評審中的信息應予公開抑或豁免公開，這是法益權衡的結果，公開保護的法益主要是評審的公平公正，而豁免公開保護的法益主要是自治權與隱私權。涉及評委隱私的信息以及高校自治范疇內的過程性信息可予豁免公開。因高校職稱評審中信息公開與否而產生的爭議，可以通過舉報、申訴、復議以及訴訟等途徑獲得救濟，但目前這些救濟途徑的實效性還有待加強。

　　關鍵詞：公立高校;職稱評審;信息公開豁免;救濟

　　公立高校職稱評審中的多數信息應予公開，這是保障參評教師知情權、救濟權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評審結果公正的程序性要求。但在高校職稱評審中，信息公開的限度如何?尤其是何種信息可以豁免公開，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若此類信息豁免公開后，導致有教師認為其權益受損，可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救濟呢?

　　1 信息公開抑或豁免公開：法益權衡的結果

　　對于高校的信息公開，有學者提出了如下幾項基本原則：推定公開原則、主動公開原則、二級公開原則、可訴性原則等[1]。確定這些原則自有其可取之處，那么，在高校教師職稱評審中的信息公開又應當遵循何種原則呢?我們認為，高校職稱評審中的信息，應當以公開為原則，以豁免公開為例外;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以申請公開為例外。那么，何種信息應予公開，何種信息又可豁免公開?其取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認為，其標準應當是法益的權衡。

　　1.1 信息公開的法益：公平與公正

　　在高校職稱評審中，之所以多數信息應予公開，主要是為了保護職稱評審的公平與公正這一法益。當前，我國高校信息公開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如：主動公開意識欠缺、選擇性及利我性公開特點顯 著、監 督 機 制 與 反 饋 機 制 不 完 善 等 問題[2]。這些現象在職稱評審的信息公開中同樣客觀存在，如果不予重視并加以防范，必然會影響到職稱評審的公平與公正，評審結果也就缺少了正當性基礎。

　　1.2 豁免公開的法益：自治與隱私

　　任何權利均有其界限，自由的行使亦非毫無疆域。職稱評審中的信息公開也應當有其界限，而非無原則、無止境的公開，正所謂“過猶不及”，信息不公開或者不加任何區分的全部公開，均不可取。那么，公立高校職稱評審中為何有部分信息應豁免公開呢?其保護的法益主要是高校的自治權以及評委的隱私權。

　　2 公立高校職稱評審中可豁免公開的信息

　　欲論公立高校職稱評審中信息公開豁免的問題，先應了解在職稱評審中有哪些類型的信息。以不同的標準，可對高校職稱評審中的信息作不同的劃分，而各種分類之間又可能存在著一定的交集。如以時間劃分，可以分為評審前、評審中以及評審后的信息。評審前的信息如崗位設置、參評條件、評審流程等;評審中的信息如評審專家名單以及評審過程中所產生的信息;評審后的信息如擬評定人員名單、異議及救濟途徑等。以信息的特定化與否為標準，可以分為規范性信息以及個體性信息，前者如法律法規的一般性規定，后者如評委、參評者的個人信息。以信息的性質不同，又大體可以分為應當公開的信息以及可予豁免公開的信息等。

　　2.1 評委的個人隱私性信息

　　對于涉及隱私性的信息不予公開，這是法律實踐中的通常做法。在高校的職稱評審中，從職稱評審會召開前到正式評審中，都會有作為評委的專家學者參與其中，對于他們的個人信息以不公開為宜。通常，在正式的職稱評審會召開前，現在不少高校會先將參評者的學術代表作送交校內外專家進行同行評審，以判斷參評者的真實學術水平。這一舉措一方面可以對參評教師的真實學術水平有個較為客觀的評價;另一方面，可以對于那些通過高價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產生“一劍封喉”的功效，當然，對于有些直接以高價購買來的他人代寫的論文又有可能發揮不到必要的審查、監督作用。在這一代表作評審程序中，專家學者以其學術操守、內心良知來對參評者的學術水平作一個相對公允的評判，為正式的職稱評定提供有力的參考，因而，這些評閱專家的名單及個人信息應當保密，只能由高校掌握。如果將這些評審專家的個人信息予以公開，則有可能會使其獨立的專業評判遭到不必要的干擾，影響其評判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參評者有可能通過各種關系、手段去影響、賄賂這些專家，使其作出對自己有利的評價，這在職稱帶來的利益驅動下，在中國特有的“人情社會”的現實背景下，不是不可能發生的。更有甚者，在人情聯絡、以利相誘難達目的的情況下，不排除有些參評者會采取“威逼”的手段，會威脅到評審專家及其家人的人身、財產安全。而對于職稱評審委員會成員的個人信息也不應公開，理由如上。總體而言，對評委個人信息豁免公開，既是對評委隱私權的保護，也是使職稱評審結果盡可能公平、公正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兩類法益可謂相輔相成。

　　2.2 學術自治范疇的評審過程性信息

　　高校的職稱評審中的某些內容應當屬于高校學術自治的范疇，由此而產生的過程性信息也以豁免公開為宜。對于職稱評審會議上所產生的相關信息是否應當公開學界不無爭議，有學者主張應當公開，認為公開不會影響審議過程，反而能夠促使參評專家認真負責地發表個人意見、預防評審中的腐敗發生，做到“以理服人”，使參評者易于接受評審結果[5]。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綜合來看，此類信息還是以不公布為宜。

　　3 公立高校職稱評審中因信息公開而衍生的權利救濟問題

　　當前，我國因職稱評審而產生的糾紛很多，許多糾紛正是由于職稱評審中的信息公開而引發的：或者是認為職稱評審中信息公開不充分而導致了爭議，或者是因為公開了一些不應當公開的信息而產生了矛盾。而在我國當前，對職稱評審中因信息公開而引發的糾紛的救濟途徑相對有限，不少途徑的救濟效果不甚理想。當前主要救濟途徑有：舉報、申訴、復議以及訴訟。由于有關行政復議的論述已經有較多成果，在此，僅對舉報、申訴以及訴訟三種救濟途徑略作分析。

　　3.1 舉報

　　我國現行《憲法》第 41條中規定了公民享有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等權利，并沒有規定 “舉報”這種權利類型。在信息公開案件中，該監督或者救濟方面的權利最早見之于國務院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 33條，在這一條中規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義務時，可以向有權部門舉報。在教育部 2010年 3月審議通過的《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第 26條中，也規定了“舉報”這種權利救濟方式。可以說，該《辦法》對于高等學校的信息公開中的救濟途徑規定得非常有限，具體而言只有第 26條中所規定的“舉報”一種途徑，即當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為高校未履行信息公開的義務，可以向有權部門舉報，具體而言，接受舉報的部門包括：學校內設監察部門、省級教育行政部門、中央部委所屬高校的上級主管部門。有學者認為舉報缺乏程序化的制度運作，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無法給當事人提供正當、有效的權利救濟，甚至都不屬于一種權利救濟途徑[6]。這一分析是不無道理的，根據教育部的《辦法》第 26條的規定，有權部門在收到舉報后，應當及時處理，并以“適當方式”向舉報人告知處理結果。什么算“及時”?10日還是 30日?半年還是一年?沒有明確。什么是“適當方式”呢?口頭?書面?

　　3.2 申訴

　　我國《教師法》第 39條規定了教師“申訴”制度，即當教師認為學校侵犯了其合法權益或者對學校作出的處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門提出申訴，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在接到申訴的 30日內作出處理。耐人尋味的是，在我國《高等教育法》中卻連“申訴”這一教師權利救濟制度也闕如了，在第 52條中規定了高校教師“應當以教學和培養人才為中心做好本職工作”，至于教師的權益受到侵害如何處理，該法中未作任何明確規定，而僅在第 50條中原則性的規定了國家保護高校教師的合法權益。

　　4 結語

　　簡言之，公立高校職稱評審中的多數信息應予公開，這是職稱評審公正性的必然要求，但是涉及高校自治范疇內的過程性信息以及評委個人隱私性的信息可以豁免公開。當然，這種豁免亦非絕對的，而是法益權衡后的產物。在我國當前，對于高校職稱評審中因信息公開而產生的糾紛之救濟途徑相對有限，相關制度還有待完善，只有健全相關的救濟途徑，才有可能使高校教師在職稱中的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有效的維護。

　　參考文獻：

　　[1]馬懷德，林華.論高校信息公開的基本原則[J].甘肅社會科學，2014(3)：94-97.

　　[2]郭兆紅.治理體系中高校信息公開的阻滯因素及破解[J].江蘇高教，2017(9)：45-49.

　　[3]牛軍明，張德祥.高校信息公開的緣由、現狀與策略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18(2)：29-35.

　　[4]沃爾夫.行政法[M].高家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