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國社會重要倡議轉型年，中國改革與發展正步入一個新時期、新階段，科學發展有了新的內容。適逢其時，作為開展美麗鄉村建設第一梯隊試點的三個省份之一，也是中部唯一入選省份的安徽省要把握這一機遇，在更高層面更高標準上謀劃新舉措，大力推進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本文是一篇城市管理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博弈的路徑創新研究。
　　摘要：自2012年全國興起建設美好鄉村的高潮，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發展到今天獲得了無與倫比的機遇，也面臨一系列挑戰。即在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過程中，政府和鄉民兩個主體存在博弈的困境。通過對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過程中政府和鄉民博弈分析和基于對博弈模型改進的研判，發現提升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效果的新路徑在于明確政府的作為無形收益和不作為的問責代價，完善民眾的參與能力和組織化參與方式。

　　關鍵詞：安徽,“美好型”鄉村,鄉村治理,博弈分析,路徑創新

　　所謂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是在積極響應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號召下，結合安徽的現實情況，重視“三農”發展，走一條依托地區資源優勢，充分考慮地區特征的特色新型農村建設道路。即走一條生態宜居村莊美，興業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諧鄉風美“美好型”鄉村治理新路徑。為實現這一意圖，就須深入分析與明確鄉村治理路徑創新中的因子博弈關系與原則，即代表國家的政府一方，與鄉民這一方，作為治理的博弈主體始終保持和而不同與協同并進的博弈關系，始終遵循一個原則――公共效益最大化。

　　一、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概況

　　(一)安徽鄉村基本情況

　　2014年末，安徽省共有15 152個行政鄉(不含農村居委會)，自然村22.72萬個。總戶數1 357.1萬戶，戶籍人口5 119.3萬人，常住人口4 593.9萬人，從業人員2 802.8萬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 632元。全省村莊建設用地面積約1.14萬平方公里，占城鄉建設用地總量的72%。但由于安徽省地形復雜，片區經濟發展差異大，村莊空間布局、鄉村人口分布不均衡，鄉村建設缺乏規劃統籌，風貌特色文化彰顯不足，亟需進行整體規劃和治理。

　　(二)安徽鄉村治理路徑現況

　　1.政府層面。

　　鄉鎮政府作為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的核心主體，政府作為不作為直接決定著“美好型”鄉村治理美好藍圖能否實現。目前安徽省鄉鎮政府在治理實踐過程中還存在以下問題。

　　一方面，機構設置臃腫，不作為現象嚴重。政府遵循著經濟人假設原理，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鄉鎮政府作為我國行政權力系統的最末梢，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許多鄉鎮政府依舊保留上級政府的職能部門設置。“七所八站”的機構設置無疑過于臃腫，不僅浪費資源，也導致其履行公共服務職能作用將大幅下降，治理能力降低。安徽省是一個較為貧困的農業大省，安徽農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基層政府本應想方設法為鄉民謀利益，求發展，但是許多鄉村機構卻為了裝飾門面，打著“彰顯政府形象”的旗號大興土木，建造豪華辦公樓，對鄉村建設，民眾利益維護卻不見不問，這種做法屢見不鮮。

　　另一方面，“單向型”行政體制，溝通協調不暢。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扮演的是服務者角色，鄉鎮政府應該為鄉民提供公共產品服務，反映鄉民利益訴求。但安徽省鄉鎮政府在這方面顯得吃力無比，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單核心的行政領導群體。鄉鎮政府行政權力來源于上級政府，這決定了鄉鎮政府無須對鄉民負責，只對上級政府負責，鄉鎮政府只負責政策下達和執行實施，而對于計劃實施的效果，民眾的意見反饋和利益訴求則顯得冷淡。這種“單流向”的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讓鄉民覺得參與“美好型”鄉村治理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政府有作為，民眾不領情。這看似是一種悖論，實則是政府與鄉民之間協調溝通機制出了問題;政府高高在上，民眾望而卻步，巨大的現實反差讓人不禁唏噓服務型政府理想究竟何時能夠實現。

　　2.鄉民層面。

　　我們知道鄉民參與在安徽“美好型”鄉村建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充分發揮鄉民參與美好鄉村治理的作用，對于推進美好鄉村治理路徑創新，建設美好安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現實實踐中，這一主體作用還需進一步開發和挖掘。

　　首先，家族勢力影響民主選舉。村委會是村民自己選出代表代表村民進行基層民主活動，行使民主權利的的基層服務性組織。國家設立這樣的組織就是給予民眾以自主管理權，發揮鄉民積極性，創造美好生活。然而村干部選舉的賄選問題一直以來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頑疾，選舉過程中，家族之間拉幫結派，以金錢換選票，以關系換選票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這種以多欺少，以強壓弱的不良風氣所帶來的后果往往超出我們的想象[1]。真正有治理能力的鄉村精英無法當選，且當選后的村干部作為家族勢力的代表，必定會想方設法擴大自家家族勢力，打壓其他家族和村民，這種“蔭蔽子孫”、“福澤家族”的做法與地主壓榨鄉民又有何區別呢?

　　其次，鄉民對鄉村治理工作冷漠。由于村民自治組織制度遭遇信任危機，加之鄉民自身參與意識薄弱，參與能力低下，公法權力觀念淡薄，長期處于劣勢地位的鄉民對于鄉村治理最終會選擇持消極態度。長此以往，鄉民一般只會關心與自身利益有關的事情，對鄉村環境美化，鄉村文化活動開展，精神文明建設等鄉村公共管理事務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者，可能會演變成對政府提出的工作計劃安排持反抗和抵制態度，致使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強調激發鄉民主人翁意識，發揮鄉民配合作用，強調協同治理的美好構想成為口號。

　　二、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博弈模型建構

　　(一)模型的建立

　　在新時代、新背景下，鄉村治理也是一種經營，在鄉村治理活動中應該遵循、適用市場經營理論，政府與鄉民可以被視為市場交易的雙方――利益主體，兩者之間的關系可看作是一種契約關系。因此，政府與鄉民的策略組合和相關支付函數應該符合博弈論中契約博弈的支付矩陣模型[2]。 　　在鄉村治理博弈中，政府與鄉民的角色可以分為4類。政府作為是指政府依其特定角色而派生的、在其職責范圍內所從事的、并產生積極性后果的所作所為。政府不作為是指政府有義務實施并且能夠實施某種積極行為而未實施的行為;鄉民配合是指鄉民依據政府的作為而采取的行動或者物質的付出，具有積極意義的行為。鄉民不配合是指沒有依據政府的作為而采取的行動或者物質的付出，具有消極意義的行為[3]。

　　(二)模型假設與策略組合

　　具體概念及其簡稱見表1。

　　在鄉村治理博弈中，政府積極進行路徑創新時獲得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方面收益簡稱為政府作為收益，記為Ge。政府積極進行路徑創新時所付出的成本簡稱政府作為成本，記為Gc。其中政府作為收益大于政府作為成本，即Ge>Gc。

　　鄉民積極配合政府進行路徑創新時獲得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方面收益簡稱為鄉民作為收益，記為Pe。鄉民積極配合政府進行路徑創新時所消耗的成本稱為鄉民作為成本，記為Pc。兩者關系是鄉民作為收益大于鄉民作為成本，即Pe>Pc。

　　政府與鄉民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既是一種契約關系，也是一種博弈關系。這種關系可能會出現三種例外情況：

　　1.在某一次合作與協同中，違約一方因違約而獲得不良利益，其收益增加。為了分析方便，若政府不積極履行其鄉村治理路徑創新職責，即政府不作為式違約。此時，政府獲得違約收益，記為βe。鄉民則由于對方沒有履行合作與協同關系而蒙受損失，這種損失可簡稱為公民被違約損失，記為αc。

　　通過演算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果：(1)政府違約收益大于政府作為收益與政府作為成本的差，即βe>Ge-Gc;(2)公民被違約損失也大于鄉民作為收益與鄉民作為成本的差，即αc>Pe-Pc。之所以出現這種結果是因為政府違約所獲得的不良收益一定大于不違約的收益，否則政府違約的情況就失去發生的緣由。

　　2.若鄉民違約即不配合時，鄉民違約收益大于鄉民作為收益與鄉民作為成本的差，即αe>Pe-Pc，且αc>0，否則鄉民就失去違約的積極性;政府則由于對方沒有履行契約而蒙受損失，收益減少βc。

　　3.如果契約雙方均沒有履行職責，則雙方收益為0。至于其損失則較為復雜，但至少有一方會蒙受損失。

　　由于有以上兩種正常情況與三種例外情況的存在，我們可引入博弈論的策略原理，即利用4種博弈策略來分析其中博弈現象，以期能更清晰地看清鄉村治理路徑創新過程中的復雜情況，更加合理、有效地引領鄉村治理過程中的路徑創新(見表2)。

　　策略組合1：政府作為―鄉民配合。這種策略下，安徽各級政府積極引導和推進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而鄉民積極配合、參與到路徑創新的進程中來，此時雙方各有收益，且雙方的收益之和最大化。

　　策略組合2：政府作為―鄉民不配合。這種策略下，安徽各級政府積極引導和推進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而鄉民沒有配合和參與。雖然政府積極支出財政、主動推行鄉村治理，由于沒有鄉民的積極配合、參與很難取得良好的預期效果。鄉民由于沒有配合

　　，沒有明顯的成本支出，只消極地享受路徑創新所帶來的益處，這種收益要大于積極配合的收益，因而取得更多的收益，但這是一種不良收益。它造成的后果是雙方收益之和小于策略組合1。這會造成鄉民對路徑創新積極性與主動性的減弱，進而影響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倡議的開展與深入。

　　策略組合3：政府不作為―鄉民配合。在這種策略下，安徽各級政府沒有履行積極財政支出、政策推行的治理職責，雖然這種策略下也可獲得收益，且這種收益通常大于積極作為的收益，但卻是一種不良收益;而鄉民由于響應“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的號召，積極配合、參與到路徑創新過程中，形成明顯的成本支出，然而沒有取得合理的效益。更為重要的是雙方收益之和也小于策略組合1，即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的總收益受損。

　　策略組合4：政府不作為―鄉民不配合。這種策略下，雙方都不行為，雖然雙方既沒有明顯的成本支出，也沒有卓著的收益，但可能會遭遇不可預估的困境，承擔未來發展的損失，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倡議將成為泡影，無法發揮其積極效應。

　　(三)博弈分析

　　按照博弈論原理， 鄉村治理博弈(參照契約博弈)有2種靜態平衡，即第1種是策略組合1;第2種是策略組合4。

　　博弈的原理蘊涵，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契約雙方都會把違約作為契約執行過程中的理性選擇。因為無論對方是否守約，己方違約總能帶來比守約更大的收益。遵循相同的邏輯，如果在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的過程中，政府與鄉民亦如此“博弈”，那么政府的理性選擇策略是不作為，鄉民的理性選擇策略為不配合，這是政府和鄉民的最優反應倡議[4]。

　　鄉村治理路徑創新不能實現政府與鄉民之間的信息互動達到資源互用、優勢互補和溝通暢通的目的，所以政府可能會盡可能減少成本、最大程度獲得廉價收益而選擇不作為，而鄉民為了節約配合成本也會選擇消極的行為策略即不配合。即雙方趨向選擇策略組合4，這使得鄉村治理也必然處于一種低效的平衡狀態。

　　三、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博弈模型改進

　　(一)新引入概念及策略組合

　　針對上述博弈模型中由于非合作博弈導致的低效，筆者繼續引入2個變量Ug和Vc，試圖對其進行改進，以達到提高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效率的目的。在之前模型的假設中，沒有充分考慮政府在路徑創新過程中獲得的無形的收益和問責代價。 　　在此，先假設一個變量表示政府作為而公民不論配合與否，政府都會獲得關于權威與形象等方面的無形收益，簡稱政府作為無形收益，記作Ug;再假設另一個變量表示政府不作為而不論鄉民配合與否，政府都遭受的關于身份與職位等方面的問責代價，簡稱政府不作為問責代價，記作Vc(見表3)。

　　兩個變量的引入關鍵在于明確與激勵各級政府在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過程中地位與作用。具體表現為以下四種新的策略(見表4)。

　　策略組合1：政府作為―鄉民配合。政府獲得更高的認可，使得收益增加成為Ge-Gc +Ug。

　　策略組合2：政府作為―鄉民不配合。政府雖然因鄉民不配合損失收益βc，卻可獲得政府無形收益Ug，政府仍可獲得較高的認可，使得收益增加成為Ge-Gc -βc +Ug。

　　策略組合3：政府不作為―鄉民配合。政府不作為時可以獲得政府違約收益βe，與此同時，鄉民給予的批評所造成的政府不作為的問責代價Vc，使得政府違約收益減小為βe-Vc。

　　策略組合4：政府不作為―鄉民不配合。此時，雖然政府與鄉民都沒有付出，但由于政府的不作為，鄉民仍然會批評，甚至抨擊政府的失職，使政府特別是其成員遭受問責代價Vc。

　　(二)改進后的博弈分析

　　當然，改進后的博弈模式中最關鍵的是Ug和Vc的取值。如果改進后策略組合2中政府作為收益為零，而策略組合1政府作為收益與策略組合3政府不作為收益等同時，即Ge-Gc -βc +Ug =0，而βe-Vc = Ge-Gc+Ug時，會使得鄉村治理均衡的倡議向政府作為和鄉民配合移動，從而鄉村治理路徑創新趨向高效率。這是因為政府選擇不作為策略所獲得的收益是不良收益，所以不管鄉民配合與否，政府作為時所得收益都大于或等于不作為時所獲收益，因此政府會選擇有所作為來獲得收益;當政府不作為―鄉民不作為時，政府會遭受問責代價Vc，故政府會傾向于選擇作為而規避不作為的“理性策略”。因此博弈平衡則呈現從策略組合4向策略組合1滑動的趨勢，這是一種可獲得高效平衡策略選擇。

　　政府與鄉民在鄉村治理路徑創新的博弈過程中，政府一方面要考慮己方的利益，另一方面還要兼顧鄉民的利益，即追求雙方在鄉村治理路徑創新過程中總收益的最大化。因此，鄉村治理博弈中的策略組合4，雙方都選擇消極行為的策略組合，是與鄉村治理的方向背道而馳的。要改變這一點，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模型改進中提及的假設變量Ug和Vc，提高政府作為時所獲得的無形收益，明晰不作為時遭受的問責代價，使鄉村治理博弈的雙方理性地選擇策略組合1：政府作為―鄉民配合。

　　四、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的著力點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成敗與否，效果如何，關鍵在于政府與鄉民在鄉村治理過程中能否實現從博弈狀態向合作局面的轉變，基于安徽鄉村治理現狀和模型改進，提出了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路徑創新的幾點建議。

　　(一)加快鄉村機構職能轉型，并突顯無形收益觀念

　　加快鄉村機構職能轉型，突顯無形收益觀念意味著鄉村工作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并在轉變中突顯無形收益觀念。即鄉村工作的服務性轉變，不僅僅是多做實事，為鄉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加大對鄉村建設的資源投入力度，完善基礎配套設施建設，擴大公共服務覆蓋范圍，追求實體服務的投入產出比;更要進一步建立健全與農村經濟發展階段結合、與農民意愿相結合的暢通有序的農村基層群眾評估機制，并將其納入制度化、法制化軌道，如建立以安徽省鄉村服務效果評估中心為龍頭，縣、鄉、村三級聯動的為民服務全程的質量評估體系，配置專門人員，設立專項資金，為鄉民提供“一站式”優質服務評價平臺，衡量鄉村機構服務效果的無形收益[5]。

　　(二)推進鄉村機構改革，構建問責型政府

　　推進鄉村機構改革，構建問責型政府，是指把社會管理和綜合服務條目作為鄉鎮政府的中心工作和行動標桿。首先，根據社會管理和綜合服務條目進行鄉村機構的合并與調整，減少鄉村機構數量，合理規劃配置工作人員，不設虛職，不養閑人，完善職位規劃，加強業務能力和職業操守培訓教育，明確工作責任， 提高工作效率;其次，明細社會管理和綜合服務條目相關財政經費使用去處，用法規形式規定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供給支出占鄉村機構財政支出的比重，合理規劃使用經費，提高經費使用效率;最后，強化改革鄉村機構政績考核制度， 制定科學合理的考核指標，建立一種以促進鄉村社會穩定與發展為主要目標的考核制度，規范鄉村機構工作人員行為，提高政府作為。總之，要使行政機構做到有責可依，違責必究，責究必嚴，從而提高鄉村機構行政服務的責任能力，構建問責型政府。

　　(三)看重民眾參與行為，提高民眾作為能力

　　看重民眾參與行為，必須先搞好群眾工作，做好群眾工作必須本著“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現在用以前的“鑰匙”是打不開現在的“鎖”的[6]。即有針對性的搞好群眾工作。如果鄉村機構在激發、引導民眾參與安徽“美好型”鄉村治理過程中不注意方法，保持耐心，還一味以行政強制和行政命令來實現其意圖勢必引起民眾反感。所以必須暢通鄉民參與村務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渠道，培養村民的民主法治觀念，激發其參政議政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意識到自己是建設美好鄉村的一員，激發其擁有感和責任感。此外還應大力發展鄉村文化教育事業，通過知識講座或培訓，提升民眾群眾參與“美好型”鄉村治理的理解能力，提高民眾意識表達技能和綜合素質，培養合格的參與者參與、配合鄉村治理。

　　(四)珍視民眾組織化發展，多渠道、組織化參與鄉村治理

　　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鄉村治理必須將鄉民的力量凝聚起來，加快推進民眾組織化，讓組織化的社會力量取代以迷信或簡單血緣為基礎的狹隘的社會力量成為發展的主體。其中，非政府組織在參與農村管理和鄉村公共事業，提高鄉村治理效率等方面應承擔重要地位。所以應大力發展非政府組織，完善資金籌措機制，創新人才吸引體系，將鄉村精英納入進去，完善自我管理體制，提高管理水平。另外，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催生新興的鄉村治理主體，它可以通過競選村干部、調解村民矛盾糾紛等方面融入“美好型”鄉村治理，從而更好發揮其市場服務功能、政治參與功能、以及利益聯結功能[7]。參考文獻：

　　[1]張曉晶.家族的博弈：鄉村治理的困境與路徑分析[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2(10)：61-63.

　　[2]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卜廣慶.責任政府視野下的政府作為與不作為剖析[J].湖北社會科學，2006(8)：35-39.

　　[4]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閻占定.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參與鄉村治理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11.
　　城市管理論文發表期刊推薦《城市建筑》以年輕充滿激情的姿態，嚴謹堅持學術性的態度，報道國內外設計項目，已完成地域性建筑創作、辦公建筑、博覽建筑、醫療建筑、教育建筑、體育建筑、城市設計、建筑與技術、建筑與景觀等多個專題，發行覆蓋全國及部分海外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