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經濟學 “投入 - 生產 - 產出” ( IPO) 范式的過程視角，探討以創新為核心思想的復雜產品生產能力 ( 包括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 ，并構建從資源投入、組織范式到復雜產品生產，再到生產績效產出的全過程能力分析框架。分析表明，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是一個系統，需要用系統思維方式構建更為宏大的理論; 以及，更要體現政策研究的規范性、描述性和工具性的統一。

　　關鍵詞: 復雜產品; 生產能力; 投入 - 生產 - 產出 ( IPO) ; 技術能力; 管理能力

　　2014 年我國裝備制造業產值規模首次突破 20 萬億元，占全球比重超過 1 /3; 2015 年達到 23 萬億元，連續 6 年居世界首位。2016 年上半年，我國裝備制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為 32. 6% ，是名副其實的裝備制造業大國。特別是，中國也已成為復雜產品制造中心，國內石油與食品加工業、電子機械業、運輸業、航天業以及通信設備業等領域顯示出增長快速勢頭，尤其是大型制造商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但中國制造大而不強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高鐵雖令國人自豪，也經常遭遇強手; 大飛機制造承載著幾代中國人的航空夢，雖已試飛，未來的路還很長; 中國船舶產量盡管世界第一，卻同樣陷入低端制造。“我國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核心技術與高端裝備對外依存度高，以企業為主體的制造業創新體系不完善; 產品檔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問題較為突出; 產業結構不合理，高端裝備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 信息化水平不高，與工業化融合深度不夠; 產業國際化程度不高，企業全球化經營能力不足”成為 “制造強國”必須面臨亟待解決的問題。

　　作為承擔著 “國家技術構架” 的復雜產品系統，毫無疑問，其生產能力的提升，對增強中國復雜產品國際競爭力，重塑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復雜產品系統屬于大型資本型產品，為生產 “簡單”產品以及提供現代化的服務創造條件，是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支撐平臺[1]。據統計，日本和韓國的復雜產品系統產業產值占其 GDP 的比例平均為 12% ～ 14%[2]，這也是復雜產品系統在 20 世紀末成為歐洲技術創新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的原因[3]。正因如此，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都不余遺力地大力發展復雜產品生產，以帶動本國的制造業向高端發展，德國的工業4. 0、美國的工業互聯網、中國的互聯網 + ( 特指互聯網 + 工業) 雖然表述不一樣，內容有寬窄、路徑有差異，但殊途同歸，本質和目的一樣———占領高端制造業的高地。如船舶行業是為水上交通、海洋資源開發及國防建設提供技術裝備的現代綜合性和倡議性產業，對鋼鐵、化工、輕紡、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等重點產業發展具有較強的帶動作用。大型航空產品的制造過程涉及零部件及其技術參數達到 107 量級，需要的生產圖紙 5 萬多標準張，所需的各種通信、導航、顯示和飛機控制設備的提供涉及幾十到幾百家供應廠。鑒于目前尚無成果專門針對復雜產品生產能力展開 研 究，本 文 從 經 濟 學 “投 入 - 生 產 - 產 出” ( IPO) 范式的過程視角，探討了以創新為核心思想的復雜產品生產能力 ( 包括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 ，并構建了從資源投入、組織范式到復雜產品生產，再到生產績效產出的全過程能力分析框架。

　　1復雜產品的生產能力的提出

　　現有成果沒有專門針對復雜產品生產能力的研究，復雜產品(或系統)特征和生產過程已有不少研究回，這里不再贅述。最值得討論的是，生產能力的定義對復雜產品(或系統)而言如何理解。

　　生產能力(Production Capacity)一般定義為，生產單位在一定時間內生產某種產品的最高數量的能力。有不同視角的研究，因而存在著生產能力的不同分類，如根據生產單位，將其分為國家生產能力、產業(行業)生產能力、企業生產能力和產品生產能力，或稱為宏觀生產能力、中觀生產能力和微觀生產能力。宏觀生產能力是指以國家為單位擁有的所有生產能力，如“在固定的技術、偏好以及制度前提下，充分利用社會中的資本、勞動力等各類資源時所能實現的最大產出"3，就是宏觀層面上的定義。而“以產業為單位擁有的所有生產能力，即在固定的時間和技術條件下，整個行業形成的最大產出能力”1，則是中觀層次的定義。最經典的定義還是微觀層次上的定義，如 “生產能力是指在計劃期內，企業參與生產的全部固定資產，在既定的組織技術條件下，所能生產的最大產品數量，或者能夠處理的原材料數量”[7]。其他生產能力的劃分還有如工程生產能力、技術生產能力、經濟生產能力和經驗生產能力[6]; 設計生產能力、查定生產能力和計劃生產能力[7]等。

　　從上述關于生產能力的定義和分類研究可以看出，生產能力是一個綜合概念，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認識它。但從本文研究關注的復雜產品而言，有以下幾點需要強調說明: ( 1) 生產能力不僅僅是個 “量”的概念，更是一個 “質”的概念。雖然復雜產品同樣需要 “量” 的衡量，但如果忽視 “質”，就偏離了本文研究的主旨。中國造船業三大指標 ( 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和手持訂單量) 已是世界第一，但主要是常規船舶，所承接的船舶訂單中僅有 7% 的訂單是大型化高技術附加值船舶[8]。以至于還有人懷疑，中國大飛機是不是還在替國外打工。( 2) 宏觀、中觀和微觀層次的生產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微觀層次 ( 企業和產品) 的生產能力是基礎，是根本，雖然觀察點不同，但研究應該微觀著手。因此，微觀層次的生產能力定義對復雜產品而言，仍有其意義。 ( 3) 生產能力既是靜態的，更是動態的。 “一定時間內”是靜態的，但 “動態” 才是 “能力” 的本質。創新 ( 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 是打破平衡，實現新的要素組合，是本文生產能力研究的關鍵抓手。 ( 4) 復雜產品生產能力可以歸納為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兩方面考察。中國企業的復雜產品生產能力弱不僅表現在技術能力上，更表現在管理能力上。復雜產品是以企業對企業 ( B2B) 交易方式進行的、支撐生產服務的生產資料，涉及的產業鏈長，界面復雜，大多是系統集成，產品生命周期長，長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4]。不具備很強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復雜產品生產將面臨很多 “時間 - 質量 - 成本”等方面風險，如高鐵香港段推遲交付，預算嚴重超支。中國的系統集成商、供應商依舊按照傳統產品的研發模式并結合各自在長期創新活動中積累的經驗來研制復雜產品，造成了大量資金浪費[9]。

　　根據上文討論，本文研究的生產能力是個經濟學上的概念，包括以創新為核心思想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用 “投入 - 生產 - 產出”( IPO 范式) 來描述，表現為從資源投入、組織范式到復雜產品生產，再到生產績效產出的全過程能力，如圖 1 所示。

　　首先，復雜產品資源投入主要以資源在自我組織生產和外包/分包生產之間的平衡。本文以資源基礎理論和交易成本經濟學，來構建資源投入的分析框架。其次，復雜產品組織范式主要涉及從產品模塊化到產業模塊化的產業組織問題，同時總包商和各外包/分包商之間也形成了社會網絡，會反過來影響復雜產品的產業組織。第三，復雜產品系統理論側重于復雜產品的制造過程、管理過程，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聯系。最后，復雜產品生產績效既脫胎于傳統項目管理的進度、質量、成本控制，又以其高度的生產組織復雜性而表現出復雜產品的特點。

　　2復雜產品生產過程

　　復雜產品系統(CoPS)理論認為，復雜產品系統具有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工程密集的屬性，其產品構架具有層級性，各組件以層次鏈方式集成。根據是否具有內嵌集成系統，復雜產品系統又分為復雜產品和復雜系統。復雜產品所處行業具有雙寡頭壟斷的典型特征。出于安全、統一國際標準、維護專用權以及其他倡議或軍事理由，政府在復雜產品中涉足的程度高，能夠購買和使用復雜產品的最終用戶多為大型專業用戶或者政府機構、軍事部門等。以及，用戶高度嵌入復雜產品制造全過程。

　　而復雜產品生產過程包括“需求分析-系統設計任務分解一分包與模塊開發-系統集成-交付使用(跟蹤完善)”各環節，體現出系統集成、規模密集型、用戶-廠商驅動、高度柔性、重視系統集成能力、跨組織聯合生產等特征[2，本文認為復雜產品生產能力主要包括技術能力和關鍵管理能辦，其中技術能力又包括技術需求分析能力、技術總設計能力、技術外包和開發能力、技術集成能力和技術服務能力：關鍵管理能力也包括定制管理能力、模塊管理能力和隼成管理能力，如圖2所示。

　　3復雜產品生產的資源投入

　　在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中，企業是一個黑箱，市場能通過價格機制自動出清，這對復雜產品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資源基礎(RBT)理論將企業定義為一組資源的集合;易成本經濟學(TCE)認為企業的存在是對市場價格機制的一種替代]。本質上他們都是對新古典完全競爭經濟學的偏離，且兩者都符合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的邏輯[1，成為復雜產品研究天生的理論基礎。

　　首先要分析復雜產品生產的獨特資源組合。注意到，通過交易產生了客戶價值和企業價值，且交易效率是該價值的一個重要來源。從倡議管理理論的視角，需要研究資源基礎理論和交易成本經濟學的效率提升機制，以便與強調市場力量開拓相協調[6-12，具體說，資源基礎理論考察企業通過創造性的資源集合與運用活動獲取競爭對手難以復制的競爭優勢，交易成本經濟學考察企業通過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以創造和獲取價值。前者的焦點是資源的特性和獲得資源的途徑，后者的焦點是交易本身和交易的屬性。

　　其次要分析資源基礎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在復雜產品生產情境下的深度結合。即以資源基礎邏輯為主要理論，同時借助交易成本理論對相關問題和現象進行分析和解釋。Jacobides等[1分析了能力分布、交易成本對產業垂直分工的影響，以及能力和交易成本的共演機理。本文認為，能力差異是垂直專業化的必要條件，唯有價值鏈上能力分布異質時，交易成本的減少才能導致產業垂直分工。

　　最后要研究復雜產品集成商的外包決策。基于資源基礎理論和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互補，分析復雜產品集成商在進行外包決策 ( 內部化或外部化) 時的主導邏輯———復雜產品制造企業的分包決策，取決于基于技術能力的子系統是否帶來可持續競爭優勢，以及服務于客戶企業獨特需求所帶來的交易成本價值。當子系統成為復雜產品總包制造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時，即使外部化有交易成本優勢，制造企業也會將其內部化; 當子系統不是制造企業核心競爭優勢的來源時，對于獨特的需求，將根據可信承諾和交易成本情況決定是否外部化，如圖 3 所示。

　　4復雜產品生產的組織范式

　　復雜產品生產的經典組織范式是模塊化組織和網絡組織，分別主要源于產業模塊化理論和社會網絡理論。首先要從復雜產品角度重新審視模塊化的研究脈絡(技術模塊化-產品模塊化-產業模塊化-組織模塊化)。作為產業子元素的組織，在結構和資源整合方式上應進行相應的調整。然后在產業模塊化三個層次(產品體系或者產品設計的模塊化、制造/生產的模塊化、組織形式或功能的模塊化[1)基礎上，重點研究模塊化組織的結構、流程以及邊界，及其隨著模塊化程度的提高重新設計、模塊分解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未來運行的高效性。此外還有，模塊化組織類型(合同生產模式、可替換的工作安排、聯盟形式[2.0在復雜產品生產中的適應性研究。

　　然后從復雜產品角度重新審視企業社會網絡的研究脈絡。一是社會網絡概念從個體向組織的演變對復雜產品生產網絡的啟示。社會網絡概念是基于對社會結構的關注而提出的。Granovetter21提出弱聯結，將社會關系構成的聯結視為社會網絡分析的基本單位。復雜產品集成商與供應商及客戶、政府、中介等就構成的有核心節點網絡，同樣揭示了微觀個體 互 動 與 宏 觀 社 會 結構的內在邏輯聯系。 Granovetter [22]提出嵌入性概念，認為任何經濟行為都包含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而復雜產品生產網絡同樣具有強烈的社會屬性。二是網絡的作用。組織作為網絡的主體，其行動可促進網絡的深化，同時也受網絡的制約[23]，復雜產品生產網絡同樣是以信任為基礎的緊密連接的互動關系，網絡成員利用這種關系可共享信息資源，降低信息不對稱[24 - 26]。三是網絡的維度。大都從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兩方面進 行 維 度 劃 分。也 有 中 心 性、復 雜 性、密 度 劃分[27]、網絡聯系強度和密度劃分[28]。對于復雜產品生產網絡，同樣其網絡密度或網絡聯系強度反映了成員間互動頻率和互動程度; 網絡中心性表明個體成員在網絡中的地位。

　　最后分析復雜產品生產的組織范式下產業模塊化和社會網絡理論的結合。在產業模塊化下分化出價值模塊制造者 ( 分包商) 、模塊規則設計商 ( 商業咨詢商) 、集成商 ( 總包商) ，鑒于其各自子市場壟斷競爭甚至寡頭競爭的實質，以及國家復雜產品生產過程多次重復博弈的性質，這些國家復雜產品生產商會構成一個企業社會網絡[29]。在這個企業社會網絡中，不同參與者的網絡中心性、嵌入性會有較大差異，多個參與者間的網絡密度或網絡聯系強度也會呈現不同的水平。反過來，這種企業社會網絡狀況會對復雜產品生產的組織范式 ( 產業模塊化) ，產生持久的影響，如圖 4 所示。

　　5 復雜產品生產的績效產出

　　復雜產品生產往往表現為大型工程項目的形式，在考察其產出績效時，會借助項目管理理論的 “進度 - 質量 - 成本” ( TQC) 及其相互影響的分析框架。首先，在復雜產品生產項目制訂合作計劃時，系統集成商對工期有嚴格的要求，除了合同允許的時間延長外，對于超出完工日期的承包商一般都要支付延期賠償費，這會影響分包商的收益。而客戶要求的項目交付日期，則會影響系統集成商的最終收益。第二，復雜產品生產的技術標準應達到合格標準，這種技術合格標準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該技術標準應符合國家有關法規、技術標準和合同的規定; 二是該項目最終的產品，在性能或者使用價值上，確保產品在投入使用后可以正常發揮其價值[30]。第三，復雜產品引起復雜性，成本極難控制，很容易大幅超支。并且其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如材料費、施工人員工資等，也包括間接成本，如項目臨時服務人員工資、臨時設備租賃費等。最后，進度、質量和成本三者之間存在彼此影響和制約的關系，需綜合考慮，必要時要做出取舍和權衡。

　　6進一步研究討論

　　6.1 需要用系統思維方式認識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

　　國家生產能力的構成要素是產業生產能力，而產業生產能力的構成要素是企業生產能力，這些要素分屬不同的子系統但又彼此聯系，分析的邏輯起點應該是企業生產能力，沿著“需求分析一系統設計一分包/模塊開發一系統集成一交付使用”的復雜產品生產過程，將生產能力分為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運用系統分析方法進行“時間維-過程維-方法維”(三維結構分析方法)由“點”(一維)到"面"(二維)到“體"(三維)的研究。這樣的研究體現了“點”、"面”和“體”的整體與局部統一、一般的國家生產能力與特殊的企業生產能力的統一、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在時間上的靜態與動態統一。

　　6.2 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體現了“投入-生產-產出”(IPO)基本生產系統

　　本文模型設計對投入、生產和產出的三大階段都運用了經典的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理論進行解析，試圖回答“為什么”和“應是什么”問題，如運用資源基礎理論(RBT)和交易成本經濟學(TCE)分析復雜產品生產的資源投入，回答“為什么政府需要資源投入"，“為什么是政府主導而不是企業主導"，“資源投入結構應該是怎樣”等問題。同樣對組織范式的產業模塊化和社會網絡理論分析，對生產過程的 CoPS 理論分析和對產出的 “進度 - 質量 - 成本”( TQC) 及其關系的分析，都要做出規范性的回答。

　　此外，將組織范式單列，而不作為全部資源投入的一部分，體現了復雜產品生產投入的特殊性，因為復雜產品資源投入的主體多元化，分屬不同類型的組織，如我國引進時速 200km ～ 250km 級別和 300km 以上級別的高鐵技術，其技術資源主體分別是日本、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掌握成熟高速動車組設計和制造技術的企業[31]。生產的主體也是多元的，因此需要對傳統的直線制、職能制、事業部制乃至項目制的組織范式進行創新，模塊化組織、網絡組織是復雜產品生產比較合適的組織范式。一種納入利益相關者主體權利的網絡組織 ( 稱為利益相關者網絡) 也許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組織范式[32]。復雜產品企業的價值鏈是一個開放網絡，用戶等企業外部的重要利益相關者都參與到價值網絡中來。在這個網絡中，用戶的影響幾乎貫穿了全業務流程，分包商也對企業的價值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每個企業都 有 著 自 己 特 有 的 價 值 網 絡 和 核 心的價值鏈節[33]。

　　6.3 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的評價和比較亟待突破

　　科學評價復雜產品生產能力，首先要體現反映復雜產品特征的指標選擇上，如構建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評價模型，在指標選擇上要體現完備性和宏觀性，如從“投入-生產-產出"(IPO)角度，可以選擇投入要素、支撐條件、過程管理和產出績效等四個指標：產業則結合產業特征選擇關鍵指標，但企業層次的復雜生產能力評價，需要用顯微鏡把握內在機理。其次是評價方法的選擇，與評價指標選擇思路相一致，如果從定性和定量對評價方法分類的話，從國家、產業到企業(產品)應該依次是定量為主定性為輔、定量與定性并重、定性為主定量為輔。

　　科學評價的最大難題是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信度和效度的矛盾。在國家、產業和企業的評價和比較對象的選擇上，既可以選擇典型的“標桿者”作為追趕目標，也選擇典型的“競技者”作為比較，如高鐵選擇日本作為“競技者”，航空航天選擇美國、法國作為“標桿者”，船舶選擇日本和韓國作為“標桿者”等。這樣的研究雖然偏向實用和工具，但以復雜產品生產能力的規范性研究為指導，研究結果不僅為規范性研究提供有力支持，也有很大的實際參考價值。

　　6.4 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需要政策研究

　　政府在國家復雜產品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發達國家是如此，發展中國家更應如此。目前我國復雜產品產業主要被國有企業壟斷，隨著金融市場、產權制度、WTO 機制等的逐漸完善，進入規制將逐漸放松，民營資本將大量涌入。國務院繼 2005 年推出 “非公 36 條”后，2010 年 5 月 7 日再次推出新 “非公 36 條”，明確地顯示出中央讓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的決心和政策取向; 以及國家發改委網站 2015 年 8 月 4 日公布的 《關于實施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重大工程包的通知》。推動復雜產品生產由 “政府主導”向 “企業主導”實現逐步過渡，是必然選擇，需要在產業發展倡議路徑和政策上做好準備，其中涉及的一個問題是政策的規范性、描述性和工具性的統一。

　　規范性主要體現在政策體系的構建上，政策的基本功能是彌補或糾正各種市場失靈，因此凡是有市場失靈的地方就應該有相應的政策進行彌補或糾正，當然政策并非萬能，也會出現政策失靈，但政策的完備性和獨立性是發揮政策基本功能的必要條件。現有政策體系有不同的構建，如激勵性政策 ( 金融、財政、稅收、分配、價格、信息、專利政策等) 、引導性政策 ( 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 、保護性政策 ( 關稅保護政策和政府購買政策) 和協調性政策等。Rothwell 等[34]的政策體系 ( 供給政策、需求政策和環境政策) 十分經典，也得到廣泛應用，但同樣存在完備性和獨立性等問題，可以據此構建一個基于政策功能和政策內容的二維政策體系，填補關于復雜產品生產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空白。

　　描述性和工具性體現了政策的策略性。由于不同國家針對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政策存在差異，因此政策目標、政策力度、政策措施等需要重視描述性和工具性研究，如美國由于其巨大的國內市場和雄厚的技術實力，對復雜產品的生產和組織采取了更為市場化的調節方式，而歐盟各國政府對復雜產品的生產采取了財政補貼、建立技術規范和安全標準、實行市場準入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但對不同產業而言，也存在政策差異，如美國采取積極的扶持政策來支持航空制造業的發展[35]。中國高鐵發展的不同階段，由于分別采用二次創新、集成創新和自主創新政策，最終完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體系[31]。

　　政策研究一直以定性為主，但如果輔之于定量研究，可能會增強解釋力和說服效果，如關于政策的動態研究、相關研究和效應研究等。許多學者在研究中進行了這樣的嘗試，如彭紀生等和盛亞等的系列研究[36 - 37]。所以要研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提升的政策動態性、相關性和效應性等問題，政策的應用價值才能得到提升。

　　7 結論與展望

　　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是一個系統，需要用系統思維方式加以理論分析。其直接構成要素是產業生產能力，而產業生產能力的直接構成要素是企業生產能力，這些要素分屬不同的子系統但又彼此聯系。相關分階段分層次研究的理論基礎已經比較清晰，包括復雜產品系統 ( CoPS) 理論、資源基礎理論 ( RBT) 和交易成本理論 ( TCE) 、產業模塊化 ( IM) 理 論、社 會 網 絡 ( SNA) 理 論 和 項 目 管 理 ( PM) 理論等。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沿著 “投入 -生產 - 產出”( IPO 范式) 構建了來描述，表現為從資源投入、組織范式到復雜產品生產，再到生產績效產出的全過程能力分析模型，并將生產能力分為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兩大方面。總體上，本文朝著構建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宏大理論的方向邁出了起始的一步。

　　《國家復雜產品生產能力———一個基于 IPO 范式的思考》來源：《科技管理研究》2018年12期，作者：李靖華; 盛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