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義]智庫作為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與實踐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系統探討智庫的外交職能，其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方法/過程］文章梳理了智庫外交的理論文獻，并在《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對外交職能的界定基礎上，建立起智庫外交的理論分析框架。結合全球智庫中典型的外交實踐案例，對每項智庫外交職能進行了具體論述。［結果/結論］外交職能是智庫的重要功能之一。智庫在雙邊及多邊關系中扮演了多重角色。與一些國外智庫相比，我國智庫在發揮外交功能中還存在4點不足，需要有針對性從4大方面來提高我國智庫外交能力。

　　關鍵詞：智庫外交 外交職能 外交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成為國家治理能力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重要內容，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智庫建設被提升到國家倡議高度[1]。由此，掀起了一股智庫研究的熱潮。時至今日，智庫研究和建設工作在國內各個領域都顯得越來越重要。

　　國際關系與外交實踐是智庫發揮效用的前沿陣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安全智庫迅猛發展，國內學界對智庫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或探討智庫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或關注西方國家的智庫與其外交事務之間的互動，而鮮少將“智庫外交”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及領域來進行系統探討。要滿足大國外交和全球治理對理論和實踐雙向供給的需要，使智庫能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對外交往活動，亟需從根本上對智庫外交及其行為實踐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本文第一部分為“作為社會行為實踐的外交”，闡釋了外交性質的變遷；第二部分為“作為外交參與主體的智庫”，定義了智庫作為外交參與主體的性質，并對“智庫（公共）外交”的研究進行了文獻綜述；第三部分為“智庫外交職能與角色分析”，在《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中有關外交職能的界定基礎上，建立了智庫外交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為“全球智庫外交實踐典型案例”，在智庫外交的分析框架中，結合全球智庫中典型的外交做法，對每項智庫外交職能與角色進行了論述；第五部分為“中國智庫外交存在問題與建議”，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智庫如何修煉參與外交的“內功與外功”的建議；最后是文章的結語，再次凝練主題，總結全文。

　　1 作為社會行為實踐的外交

　　《世界外交大辭典》中將外交定義為：“外交是指國家以和平方式通過正式代表國家的行為在對外事務中行使主權，以處理與他國關系，參與國際事務，是一國維護本國利益以及實現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政策決定一國外交的不同性質、內容和特色，形成不同形態的外交。”[2]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社會實踐方式，外交與民族國家的誕生息息相關，各國通過交換特使和大使來管理彼此發展中的關系。外交的儀式和程序以及形成的精英文化在一代代的外交人身上傳承。

　　有學者認為上述這種外交傳統的連續和對傳統外交形式的遵守會帶來外交停滯[3]。有學者認為傳統外交未能跟上世界發展的速度，給世界帶來的是更多的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4]。外交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外交的演變進行了描述，提出的概念有舊外交和新外交[5]、俱樂部外交與網絡式外交[6]、傳統外交與綜合外交[7]、多邊外交、催化外交和超級外交[8]等。舊外交或俱樂部外交模式只涉及少數國家官方外交官，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將自己局限于國家的官僚程序中秘密地履行其外交職能，并因此具有典型的等級特性和精英性質。盡管各國官方代表之間的傳統外交仍然是現代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今天的外交已變得更加扁平化和多元化。

　　運輸和通信技術的發展、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及其自我實現的意愿不斷高漲以及非傳統安全挑戰的出現都給傳統外交體制造成了壓力。為了更好地處理和適應新的挑戰以出色完成外交任務，各國外交部及其外交人員越來越多地主動或被動地將新的行為者主體納入傳統的外交領域，使得外交已經不再只是少數人的專利，而可以是多數人的實踐活動。雖然官方外交官仍然是外交的主要代理人，但外交界現在包括了各種各樣的行為主體，這些新的行為主體包括智庫、非政府組織、慈善團體，甚至名人，在他們從事的活動和采取的方法中都發揮了一定傳統外交的作用[9]。

　　外交領域新的行動者的出現以及外交概念與實踐方式的演化表明，外交已經從傳統意義上的僵化制度逐漸回歸到“外交”的字面意義，即一種外部交往實踐。在本文要討論的智庫外交中，如果將智庫及智庫專家與國家系統中的大使館與外交官相提并論，還是用傳統外交的制度、程序、儀式來理解智庫外交，則智庫外交是不可想象的，但將外交作為一種各種外交職能自覺履行的行為實踐的話，則智庫外交的概念和行為就不難理解了。

　　2 作為外交參與主體的智庫

　　當代，智庫已成為對政策過程產生重要影響并對社會發展起巨大推動作用的組織[10]。第一個提出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概念的學者是保羅·迪克森：“智庫是一種穩定的相對獨立的政策研究機構，其研究人員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廣泛的政策問題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對與政府、企業及大眾密切相關的政策問題提出建議。”[11]關于智庫的定義，本文采用中國智庫研究學者結合國內智庫建設實際情況給出的定義“智庫是一種相對穩定的且獨立運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12]。

　　對于智庫外交這一概念，目前學術界尚無統一定義，由于各國不同的政治、文化、經濟背景，各國學者對智庫外交的定義存在紛爭。美國學者普遍強調智庫的獨立性和非營利性，認為智庫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非政府、非黨派組織的、非營利性的研究機構。同時需要認識智庫不是處在社會真空中的，“智庫是介于學術界、政界、商界和傳媒界之間的混合型組織”[13]。因此，智庫的運轉表現為謹慎的平衡運動[14]?；趯χ菐旌屯饨坏睦斫?，可以說智庫外交不從屬于官方外交，但難免與官方訴求交織在一起。在相對獨立的維度，智庫充當外交的第二軌道；在密切關聯的層次，智庫外交是大外交的重要環節，官方外交的重要補充，也是外宣工作的重要內容。也因此，相比于國家行為主體，智庫外交具有特殊的優勢，各國承認并利用獨立及非營利的優勢開展自己的外交活動。

　　雖然有大量文獻討論智庫對外交政策制定的貢獻，但幾乎沒有直接提出智庫外交概念的。在牛津現代外交手冊和薩奇外交手冊中找不到“智庫外交”的詞條。外文文獻中最開宗明義也是首次提出智庫外交的是在2017年《外交與對外政策》上發表的文章[15]。中國學者從公共外交和傳播學的角度，提出“智庫公共外交”的概念，并將其解釋為“智庫作為一種積極的公共外交行動主體、傳播媒介和目標受眾的三位一體的角色，以高水平的政策專家和其創新的思想成果為基礎，以國外智庫和各界公眾為目標受眾，運用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各種傳播模式，以融合傳播的方式，全媒介、多網絡傳播思想成果，開展對話與交流，影響他國公共政策和輿論。智庫公共外交的核心是思想的雙向對稱交流和輿論傳播，智庫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加深理解、增進互信、促進和平。智庫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在國際輿論空間構建和提升本國意識形態權力。”[16]國際智庫之間的合作是“一軌外交”之外的新型國際合作形態。在2007年，有學者通過建立政策過程理論和國際機制理論相結合的“二軌國際機制”模型來分析國際智庫網絡的行為與作用[17]。2012年，在論述多種外交形態中，有學者直接提出了“智庫外交”的形態，“智庫外交是指主權國家通過智庫間的國際交流，實現國家外交目標的活動?‍‌‍?‍‌‍‌‍?‍?‍‌‍?‍‌‍?‍?‍‌‍?‍‌??‍?‍?‍‌‍?‍?‍?‍‌‍‌‍‌‍‌‍?‍‌‍?‍???‍?‍?‍?‍?‍?‍?‍‌‍?‍‌‍?‍‌‍‌‍‌‍?。智庫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載體。智庫外交既包括以智庫為主體、智庫之間的國際交流，也包括以他國智庫為對象與目標的國際交流。”[18]

　　3 智庫外交職能與角色分析

　　隨著17世紀國際法的產生，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往來日漸頻繁，并在事實上的國家間外交關系已經存在的基礎上，聯合國外交往來和豁免會議在國際法委員會草擬的公約草案基礎上通過了《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為之后國家間發展外交關系奠定了原則和規范基礎。在公約中將使館的外交職能主要分為5點：第一，在接受國中代表派遣國；第二，在國際法許可范圍內，在接受國保護派遣國及其國民的利益；第三，代表派遣國與接受國官方政府辦理交涉；第四，運用合法合理手段調查接受國的狀況及發展情況，并向派遣國政府報告；第五，促進派遣國與接受國之間的友好關系發展，維護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與科學關系[19]。

　　從中可以總結發現，《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中規定的外交職能主要為代表母國的功能、保護母國和母國人民利益的功能、交涉的功能、收集情況的功能、促進友好關系的功能。“維也納公約”制定十幾年之后，理論家赫德利·布爾指出了外交的5個關鍵功能：溝通、談判協議、收集情報或信息、盡量減少國際關系中各國之間的摩擦、象征著“國家社會的存在”[20]。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全球化的發展，這些外交功能智庫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實現。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認識到智庫發揮外交職能的重要性，有意識地把智庫外交納入外交活動之中。智庫之所以對外交至關重要，是因為其在外交職能的每個點上都能直接或間接地發揮重要作用，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一，智庫發揮間接代表母國的功能。雖然智庫不是國家的官方代理人，但智庫屬地和智庫專家國籍都在無形中代表國家，智庫的報告以及相關研究都會在無形中被打上所在國的標簽。智庫專家是其本國的準大使，尤其是他們在大學任教，做客座講座，參加研討會或多學科和跨國研究項目等時。有些智庫具有鮮明的黨派性，也是某些政黨的代言人，這也恰恰增強了智庫在外交活動中重大的影響作用。

　　第二，智庫發揮單向釋放信息或多方溝通彌合的功能。智庫可以通過舉辦有關問題的學術交流會和研討會，為具體問題的討論設置議程，提供平臺。在政府外交陷入僵局的時候，為雙方的溝通提供有益的補充，來擔任積極助推政府外交的角色，從而有效加深雙方之間的理解與互信。同時，在智庫組織的活動上，決策者還能測試和傳播他們的觀點。

　　第三，智庫發揮交涉的功能。談判是一項核心的外交技能，外交官的作用是通過對有關各方的了解以及說服和溝通，促進共同利益的實現。這需要證明一方所謀求的目標符合對方的利益，也符合自己的利益。缺乏資源、經驗和專門知識來證明雙贏情況和提供雙贏機制是交涉需要克服的重大障礙，而智庫可以利用自己獨特的研究優勢和專業的分析技能來彌補這一缺陷，為外交談判交涉提供服務。

　　第四，智庫發揮情報收集和分析的功能。智庫是對外政策的研究者，而研究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在信息過載的世界中，外交官并不能單獨履行這一職能。智庫作為擁有廣泛網絡的公共機構，在收集和報告信息方面處于有利地位，也具備專業能力準確分析形勢、及時制定有效對策。因此智庫專家成為外事部門最常接待的客人之一，他們的參與及提出意見成為對外政策制定的重要環節。國家每當即將進行重要的官方訪問或即將啟動一個大型的對外關系項目時，都會定期咨詢智庫專家。

　　第五，智庫發揮建立及維護友好關系的功能。一般認為智庫具有的獨立性和非營利性，給了智庫開展交往活動天然的信任基礎，也就有更廣闊的交往領域和強大的資源池。有學者將智庫稱為所謂的“跨國宣傳網絡”中的核心行動者，通過這種跨國網絡，智庫在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之間建立聯系。此外，智庫更擅長使用社交媒體積極接觸外國和國內受眾，以促進了解和宣傳其本國、其自身、其產品，以促進他們的事業發展。同時智庫非常敏捷，在接近商業和技術界方面往往領先于外交部門，在開展多學科多部門協作建立聯系方面發揮新型橋梁的作用。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智庫能夠起到重要的外交作用，但同時應該認識到外交國際規則和規范仍然是當前外交活動的基石。《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規定的使館館舍不可侵犯，東道國向在使館工作的外交官提供保護，給予外交人員刑事管轄豁免權，并責成東道國保護使館與派遣國之間的通信線路等保護措施，這些權利是不管智庫發揮了怎樣的外交職能，扮演了什么樣的外交角色，目前都無法獲得的。

　　4 全球智庫外交實踐典型案例

　　綜上，我們將智庫在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分為發揮間接代表功能的官方代言人、發揮交涉功能的協助人、發揮溝通彌合功能的中間人、發揮情報收集和分析功能的研究者、發揮建立維護友好關系的促進者。在本小節中，筆者選擇了在不同角色扮演中表現突出的全球智庫作為典型案例進行介紹和分析，為中國智庫更好發揮外交功能提供借鑒參考。在案例選擇方面，同時兼顧地域廣泛性和行業代表性，案例的啟迪性、創新性、可復制性。通過實例闡述和擴充智庫外交的內容，舉一反三地提示智庫外交的行為。

　　按照《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在接受國中代表派遣國是最基本的一項外交職能。智庫及專家在對外交流中難以避免地間接代表其所在國。如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扮演了英國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始覈H事務研究所又稱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雖不是政府組織，但其對各國政府、領導者和決策者的影響力很大，可以對政府外交政策產生較深的影響，每年都會定期舉行倫敦會議等重要會議，對國際形勢和熱點問題進行研討，剖析國際關系發展新問題和新趨勢。包括李克強總理在內的世界多國政府首腦在訪英時都曾在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講，足見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與影響力，是官方的非正式代言人。

　　智庫可以代替正式外交機構釋放試探信息，也可以為官方的對話搭建溝通平臺，以起到維護母國利益的功能。最典型的例子是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以及國際倡議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哈德遜研究所常被美國政客用作是單向釋放信息功能的平臺。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就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政策發表談話，而他選擇發表演講的智庫就是哈德遜研究所[21]。該所是美國著名保守派智庫，歷來在臺海、南海問題上對中國態度強硬。美國政府也通常先“雇傭”智庫來放試探氣球，為一些重要政策的出臺做準備。而國際倡議研究所經常作為中間人，在國家間發揮多方溝通彌合功能，以此來減少國家間的摩擦?‍‌‍?‍‌‍‌‍?‍?‍‌‍?‍‌‍?‍?‍‌‍?‍‌??‍?‍?‍‌‍?‍?‍?‍‌‍‌‍‌‍‌‍?‍‌‍?‍???‍?‍?‍?‍?‍?‍?‍‌‍?‍‌‍?‍‌‍‌‍‌‍?。由其亞洲辦公室組織的年度會議香格里拉對話，匯集了來自亞太地區的國防部長和軍事官員，討論亞太地區面臨的安全和防務問題。香格里拉對話的設立是為解決亞洲缺乏區域安全討論的平臺問題，該平臺使得區域的防務官員能夠聚集在一起，彌合相互之間溝通的裂隙，為各方建立信任和促進務實有效的安全合作提供機會。

　　在國際事務的交涉中，也常常需要智庫來承擔“協助人”的角色。如獨立外交官智庫（Independent Diplomat）多次在國際問題的解決中發揮交涉功能。獨立外交官智庫致力于向需要其援助的國家、新興國家或其他需要服務的非國家行為者提供廣泛的外交咨詢服務。它在國際外交系統內開展工作，以確保受國際決定影響最大的人民的聲音在事關他們的未來發展的談判中能夠得到傾聽。該智庫提供的一系列外交咨詢服務的核心目標是改善其客戶在政治倡議、國際法、公共外交和媒體三大方面的外交業績，幫助客戶了解外交程序、提升外交談判能力、更好地主張自己的利益，以求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突圍。如在2015年，獨立外交官智庫幫助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在《巴黎協定》制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氣候變化行動的領導者。在該智庫的協助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聚集了100多個國家，有力地推動了影響其國家命運的《巴黎協議》的出臺。

　　國家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決策前對相關問題的深入調研和精準分析，過去常常是正式外交機構以一切合法手段調查接受國的相關狀況及發展情形，并向派遣國呈報。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目前很多智庫都可以作為“研究者”合法收集相關情報并做出專業分析，并以此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這方面成績顯著。為針對國際社會未能準確預測和有效應對在索馬里、盧旺達和波斯尼亞發生的悲劇，致力于預防和解決沖突的國際危機組織于1995年成立，該組織通過收集事實信息和影響決策者來預防沖突、提高對危機的認識和促進沖突的解決。國際危機組織的所有報告和分析都以實地研究為基礎，通過盡可能的了解沖突各方和所有利益攸關方，以準確把握實際發生的情況。國際危機組織被認為是世界上在預防致命沖突和大規模暴力方面，向政府和政府間組織提供預警、分析和咨詢意見的主要非政府來源。

　　智庫在全球范圍內增進國家之間的聯系和合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DS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olutions Network）就是這樣一個發揮建立及維護友好關系的“促進者”。在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主持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于2012年成立，直到2016年《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通過并正式生效之后，該網絡正式注冊為非營利機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致力于通過教育、研究、政策分析和全球合作支持在地方、國家和全球范圍內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并為此建立起一個由大學、研究中心和其他知識機構組成的全球網絡，把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轉化為實現目標的行動。截止到目前，該網絡有35個國家和區域網絡，1,006個研究機構成員[22]，此外該組織同聯合國機構、多邊融資機構、私營部門、民間社會等均合作緊密。

　　5 中國智庫外交存在問題與建議

　　相比起西方智庫，中國智庫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體系。據統計，我國各類智庫已經超過2,000家，這一數量比美國智庫統計數量還要多。但是在影響力對比上看，我國智庫在國際上影響力顯著、獲得足夠認可、能夠在國際公共事務治理和調整國際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等指標與其他國家還存在不小差距[23]。我國智庫在發揮外交功能方面還非常欠缺，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對智庫外交的認識不足，不認為智庫是外交主體之一。在國內社會的普遍認知中，人們更加傾向于外交是通過官方渠道和他國政府打交道，因此在智庫發展方面缺乏投入和經營思維。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的智庫需要更加積極地為外交事業建言獻策，發揮自己獨特的作用，讓外交實踐來檢驗智庫的外交職能，改變社會原有的認知。其次，由于發展時間較短，我國智庫的外交實力相對欠缺，尤其是在外語能力、信息溝通能力、社會化媒體使用能力、事件反應能力、議題引領能力、資源拓展能力、活動組織能力等方面還有一定的成長空間，這些能力的提高需要長時間的滋養或高效的專業訓練；再次，我國智庫容易被外界批評為是“不獨立”的，是“黨的領導”下的產物，加上有些智庫本身缺乏自信，陷入“獨立性就是獨立于政黨和政府”的美國式概念界定，對獨立性的認識不夠深刻，強勢話語和自我規訓束縛了我國智庫在國際社會上伸展拳腳。這也部分體現出中美結構性矛盾在話語體系上的反應。最后，我國智庫普遍在經費來源上存在政府資助和社會支持雙重不足的問題，智庫參與外交的經費不夠。

　　針對上述智庫外交存在的問題，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提升智庫參與外交的“內功”（認知與優勢）和“外功”（國際傳播能力）。

　　一、樹立智庫對“獨立性”的正確認知，并培育智庫全球意識和參與意愿。智庫需要認識到“獨立性”應該是智庫研究的自主性及其觀點的客觀性，而非不接受政府的資助，甚至與政府隔絕等。在認真審視“獨立性”的真實面目及自我認同確立和自主性建設的基礎上，智庫需增強國際視野，在自身研究議題設置上更多地關注全球性公共事務，提高智庫的外交參與度和多樣性。

　　二、為智庫參與外交活動創造條件，建立開放、常規的外交政策咨詢體系。政府需明確與智庫交往之間的角色定位，政府既是智庫思想產品的需求方，同時也是參與決策的規則制定者。因此，政府應當盡力改善和優化智庫發展環境。這其中非常重要的兩點，一是為智庫發展建構多元化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二是建設一條暢通的、日常的智庫參與決策咨詢的渠道，使得智庫能夠參與協助交涉和對外政策咨詢等工作。

　　三、不斷提升智庫的政策研究水平和國際傳播能力。政策問題研究是智庫的立根之本。智庫扮演的外交角色的所有基礎都在于它是否做好了本職工作。因此，智庫應注重人才培養，建設高水平多樣化的政策研究人才隊伍。在當今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這支隊伍要能跟上技術進步進行創新和變革，整合來自不同領域和學科的知識，跨界創新。同時智庫作為話語生產者，要拓展對外傳播平臺和載體，積極面對國際重大事件，并注重話語生產和傳播策略，將其精煉的思想產品和生產要素和過程寓于其中。只有能傳播、會傳播、懂傳播，智庫發展才能避免停滯，才能煥發無限的外交活力。

　　四、發揮不同類型智庫在履行外交職能上的比較優勢。2015年出臺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將我國智庫分為7類，分別是黨政部門智庫、社科院智庫、黨校行政學院智庫、科研院所智庫、軍隊智庫、高校智庫、企業—社會智庫?？梢钥吹轿覈菐祛愋捅容^齊全，理想的狀況是不同類型的智庫能夠找準外交角色定位，發揮不同的外交功能，相互補充，促使我國的智庫系統更好地服務于外交事業。

　　6 結語

　　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發展打破了外交的傳統模式，越來越多的非官方行為體進入外交領域并發揮特殊的影響力，智庫外交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目前，智庫已經成為國際對外交往行為中的重要力量?‍‌‍?‍‌‍‌‍?‍?‍‌‍?‍‌‍?‍?‍‌‍?‍‌??‍?‍?‍‌‍?‍?‍?‍‌‍‌‍‌‍‌‍?‍‌‍?‍???‍?‍?‍?‍?‍?‍?‍‌‍?‍‌‍?‍‌‍‌‍‌‍?。在外交實踐中，智庫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發揮傳統外交職能，促進國家間關系的發展，同時運用自身的研討優勢和研究能力彌補傳統外交的專業缺陷，為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規劃提供科學基礎和專業預判。智庫之間的國際合作是“二軌外交”的重要內涵。智庫對話在復雜的國際交往形勢以及政治多元化的背景下顯得越來越重要，智庫提供的交流平臺已經成為各國溝通對外政策、建立政治互信、發布倡議信號的重要渠道。

　　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智庫發展相對起步較晚，在智庫運營發展模式以及影響力發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從頂層設計到具體規劃，為中國特色新型外交智庫的建設打通渠道，提供保障，使得我國智庫外交得以飛速發展。智庫外交是在時代背景的催生下出現的新形式，在發展初期需要廓清其基本的實踐內涵與行為框架，為智庫外交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與現實導向。本文即從外交的概念與特征出發，以現實中智庫在國際交往和對外行為中的實踐案例為基礎，厘清了智庫在對外交往活動中發揮的功能以及扮演的角色，在國內外案例的佐證下將智庫外交活動進行歸納總結，初步構建了智庫參與外交的實踐路徑與行為模式，并借鑒國際著名智庫的發展經驗為我國特色智庫的建設提出具有參考價值的建議，以期我國智庫能更好地輔助我國的外交工作，加強與來自世界各國精英聽眾的交流，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與認同，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發展貢獻智庫力量。

　　參考文獻:

　　[1] 人民網. 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EB/OL]. [2019-9-23].

　　[2] 錢其琛. 世界外交大辭典[M].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 2045.

　　[3] ROSS A J. Twenty-first Century Statecraft’,Digital Diplomacy: Conversations on Innovation inForeign Policy[M]. Maryland: Rowman and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5: 4.

　　作者周慎1 趙彥云2 朱旭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