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黨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需求側特征的準確提煉。改革開放 40 年來，我們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 “美好生活”，但是人民群眾的需求并沒有因此而飽和，更多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漸被喚醒。人民的需要作為驅動人民主動追求客體價值的動力源，總是在不斷超越和否定客體的過程中引導著問題解決的方向和路徑。因此，美好生活需要是破解社會主要矛盾不可忽視的力量。準確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時代意涵，把握美好生活需要的歷史唯物主義向度和倫理向度，才能找準引領人心的 “關鍵處”和 “要害處”。樹立馬克思主義立場在追求美好生活需要中的價值導向，要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品格驅動 “美好生活”的創造力，以馬克思主義的理性精神提高 “美好生活”的獲得感。這是正確引領美好生活需要并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嶄新思路。

　　關鍵詞: 新時代; 社會主要矛盾; 美好生活需要; 時代意涵; 價值導向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黨審時度勢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需求側特征的準確提煉。促進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不僅要努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還要正確理解和引導這種需要[2]。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剖析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時代意涵，樹立馬克思主義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中的正確價值導向，才能在牢牢抓住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體性動因基礎上，不斷把黨的理論創新轉化為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生產力和創造力，不斷推動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

　　一、美好生活需要在破解社會主要矛盾中的重要作用

　　社會主要矛盾是圍繞人展開的，也只能依靠人來解決，做人的工作首要就是思想引領。只有轉換視角，從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需求側切入，才能找準引領人心的 “關鍵處” 和 “要害處”，不斷把黨的理論創新轉化為破解社會主要矛盾的物質力量。

　　( 一) 在美好生活需要中探尋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體性因素

　　從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文本表述來看，矛盾的基本語境架構沒有變，仍然是日益增長的主體需要和滿足需要的客觀條件之間的矛盾。但是，該構架下的具體內容已有了質的變化: 在主體方面，從 “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轉變為 “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客體方面，從 “落后的社會生產”轉變為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長期以來，我們的著眼點一直放在滿足需要的客體方面，把著力解決 “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我們通過新時代的 “五大建設”提供結構更優化且質量更好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條件，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需要和剛性需要、多元化需要和發展性需要。這個過程是必要的，特別是在夯實基礎的階段更是必不可少，而且這個過程還要一直不斷推進。可是，人民 “美好生活”獲得感的提升并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過程，雖然社會發展給生活條件帶來的改善和過去相比有了明顯的進步，但人民群眾的需求也比過去更豐富、更復雜。隨著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現代化治國理政的過程也越來越強調多元主體和人民群眾的參與，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也要越來越需要傾聽人民群眾內心的聲音。因此，也必須適時轉換角度和方法，在認真研究美好生活需要時代意涵的基礎上，利用廣大人民群眾需求側的張力，處理好主客體之間諸關系的統一性和協調性。恩格斯說: “社會規律是在有意識、有激情、有目的人的活動中形成的。”[3]可見，社會主要矛盾是圍繞人展開的，也只能依靠人來解決。人民的需求作為驅動人民主動追求客體價值的動力源，總是在不斷超越和否定客體的過程中引導著問題解決的方向和路徑。因此，美好生活需要是破解社會主要矛盾不可忽視的力量。從研究思路上看，從主體的需要入手是激發主體價值認同、驅動主體主動性和創造性的關鍵所在。

　　( 二) 在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引領人的本質力量

　　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意志和需要不斷得到實現和滿足的動態過程，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活動。作為主體性動因，人的本質力量在改造世界過程中起到了主導作用，但其作為自發產生的力量具有盲目性，如果沒有科學理論將其引導至正確方向，不僅會導致這種力量的虛耗，還會給社會建設帶來負面影響。要從新時代人民群眾需要的變化出發，尋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人的本質力量的結合點。

　　人民群眾需求的 “日益增長”，客觀反映了人的需求本身就有隨著主體經驗增多和客觀條件進步被不斷開發出來的趨勢。但是，與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前期表述相比，新時代的 “日益增長”已經發生了內涵上的根本變化。過去， “日益增長”主要體現為物質需要和文化需要在數量和質量上的積累性擴張，而新時代人民群眾 “日益增長”的是對 “美”和 “好”的需求。 “美” 和 “好” 兩個詞，規 定 了 “日益增長的需求” 的實質，說明人民群眾的需求層次提高了，需求種類更加多元了。最重要的是需求的內涵相比過去物質文化的層面更加深化了，它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質方面的 “硬需求”，而是更加強調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 “軟需求”。改革開放 40 年推動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巨大進步，人民群眾的需求并沒有因此而飽和，而是有更多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漸被喚醒。這是人的本質力量逐步得以發展的體現，也是人逐漸從必然王國一步一步邁進自由王國的體現。人民群眾這種不滿足于現狀的內驅力是推動實踐不斷發展和社會不斷進步的強大動力。

　　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長期以來對黨和人民在復雜環境中進行革命與建設起到了統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目標和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夙愿是同向同行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導力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有著內在結合的基礎。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想導向作用，在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實踐活動中，把人民群眾的本質力量引領到追求中國夢的道路上來。用新時代理論創新的巨大精神驅動力，推動人民群眾自覺自愿認同國家的價值立場，不斷開創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局面。

　　二、正確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時代意涵

　　對 “美好生活”的不同理解會導致對社會基本矛盾的不同認識。所以，探究什么是當代中國人的 “美好生活”是我們找準主體性因素、破解社會主要矛盾的邏輯起點。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迅猛、信息開放、交通便利，人們開始衍生出種種新的需求。其中，哪些是真需求、合理需求，哪些是被西方拜金主義和腐朽思想所誤導的虛假需求，我們還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識別，透過光怪陸離、千變萬化的現象發現新時代人民群眾最真實的美好生活需求。

　　( 一) 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解析

　　“美好生活”是黨根據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提煉出來的一個概念。從字面意思上理解，“美”和 “好”是價值概念，與 “幸福”類似，都帶有強烈的主體性色彩，都被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和階級立場所塑造，并受到文化背景因素的影響。但是， “美好生活”的概念除了包含幸福概念在普遍意義上的要素之外，還包含了中華民族特殊發展歷程中所形成的歷史文化的要素和獨具中國特色的觀念要素。

　　從中國傳統觀念來看， 《尚書》中有五福觀念，“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4]它把傳統觀念中人生境遇順利美好的主要方面都提出來了: 身體健康、物質生活充裕、精神狀態安寧、性格仁善寬厚、長壽和善終。五福觀根植于中國傳統的文化土壤，具有較強的文化滲透力，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人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解。

　　從西方的觀念來看，最廣為人知的馬斯洛的層次需求理論提出了需求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五個層次: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愛和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馬斯洛從人本主義視角闡述了人性、人的需要、人格發展的動力和規律[5]。這個理論的優勢是強調了需求的進階性和發展性，同時也兼顧了多種需求并存的客觀事實。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體需要發展的客觀規律，對我們研究當今中國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有一定借鑒價值。

　　但是，在階級社會中， “美好”的概念和主體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制約，受到時代發展狀況的影響。因此，植根于封建等級社會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都不能夠真正反映我國新時代社會發展中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質。在馬克思主義的視域下，離開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條件抽象地談論美好生活需要是沒有意義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內涵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它本就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可能有固定的版本。馬克思主義認為，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6]。人類在創造自身歷史的過程中不斷擺脫異化和束縛、不斷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努力，就是美好生活不斷生成的動態過程。馬克思主義站在全人類解放的立場上，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揭示了 “美好生活”的本質，為我們創造新時代的美好生活找到了最根本的內驅力。中國共產黨為之奮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本質上就是為中國人民爭取美好生活的事業。

　　改革開放 40 年來，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幸福的發展理念，讓中國人民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特別是物質生活方面。但是，隨著主客觀條件的進步，人民群眾的各種軟需求也逐漸上升為硬需求。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的那樣，人民期盼著 “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7]。可見，進入新時代，我們對 “美好生活”的追求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 二) 美好生活需要的歷史唯物主義向度

　　美好生活需要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離不開感性的生活經歷，是在人生軌跡中被創造和被滿足的。因此，把握其歷史唯物主義向度是我們客觀認識美好生活需要內涵的必然要求。

　　1. 美好生活需要具有現實性和具體性，是實實在在構筑在感性現實里的，不是空洞的想象，更不是彼岸的寄托。畫餅無法充饑，主觀需要被滿足離不開客觀的實體世界的發展進步。當前，收入不平衡，地區發展差距較大，供給結構存在一定問題，食品藥品安全質量問題突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突出，民生領域還有短板等方面的客觀情況制約著 “美好生活” 的實現。所以，當前我國發展 “不平衡不充分”是需要我們著力攻克的重大問題。必須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夯實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基礎，為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客觀條件。

　　2. 美好生活需要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人。美好生活是人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只有通過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活動才能創造出屬于人的美好世界。所以，主體的素質和能力對創造美好生活和感受美好生活兩方面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質得到了極大提升，這對創造美好生活是極有利的主體性條件。

　　3. 美好生活需要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內契于社會發展中，加之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相互聯系的，各種客觀條件的發展變化和互相影響都會對美好生活需要產生作用。隨著主客體矛盾的進一步展開，新的需求不斷產生，新的客體價值也不斷被發現，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內涵也就隨之持續生成。在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內涵必然伴隨著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政治體制的健全完善、生態文明的發展進步和國際地位的持續提高而不斷衍生出更加豐富的新內容。

　　( 三) 美好生活需要的倫理向度

　　美好生活需要的倫理向度指的是在美好生活需要中體現出來的社會道德倫理內涵。人的本能需求是從感官欲望到精神幸福等多個層面逐步展開的復雜體系，并在其中客觀存在著利己和利他這兩個辯證統一的行為動機。在倫理學的論域中，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是根本對立的。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無論是利己主義還是利他主義，在抽象層面上談論人性都會對社會歷史現象產生曲解。人類的利益在本初意義上是統一的，利己和利他對立的根源是舊式分工和私有制導致了人類統一利益的分裂以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嚴重對立[8]。當人類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后，對立的物質根源消失，利己和利他的對立也會消除，人類就能恢復到原初利益統一的狀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格局決定了利己和利他兩種動機的同時存在。隨著精神文明的進步，二者的結構也在發生變化。

　　美好生活需要的倫理向度包含了互相獨立又內在聯系的兩方面內容的動態展開:

　　1. 高度依賴于客觀條件，尤其是物質條件的充足和便利所帶來的美好感。它的動態發展是一個橫向擴張的過程: 從人生存發展的基本需要開始逐漸發展到更多的、更豐富的欲望的滿足。比如，從滿足饑餓感發展到對各種奢侈美食的追求，從滿足社交需求發展到對廣泛社會聲譽和更高的社會地位的追求。這類美好感從獲得手段來看具有物質性、功利性，從享受方式來看具有直接性、個體自足性，從需求的比較序列來看它偏向于基礎性層面。

　　三、正確引領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美好生活的創造者。但是，如果沒有科學理論的武裝，沒有新時代的思想共識，人民群眾無法超越自身經驗的局限并團結起來共筑希望。黨作為人民群眾的先鋒隊承擔著價值引領的職責和擔當，有責任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引領驅動人民群眾創造美好生活的主體自覺，引導人民群眾將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質力量轉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力量。

　　四、結語

　　個人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復興。美好生活需要的時代意涵必然和國家偉大復興的時代使命緊密相連。個人只有把追求 “美好生活”的實踐與社會主義建設融為一體，才能筑牢實現 “美好生活”的現實根基。離開正確理論的指導無法理解美好生活的時代意涵，也無法實現個人的幸福人生。習近平同志強調: “要把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作為重要職責。”[12]民族復興的使命作為國家層面的價值是外在于每個公民的，只有從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才能實現其外在認知到內在自覺的轉化。把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價值引領的發力點，這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 “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是黨執政能力的價值吸引力所在，也是讓黨的理論創新走進民眾內心并獲得認同感的邏輯起點。推薦閱讀：新時代下網絡媒介對政府公共關系傳播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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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報評論員. 努力開創宣傳思想工作新局面———論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重要講話精神 [N]. 人民日報，2018 - 8 - 24 ( 1) .